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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被歧視,回部落又被質疑——近五成原住民在都市,如何讓他們不再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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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其中又以聚居在桃園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四大城市為主。 「都市原住民」一詞若從不同觀點切入,定義上可能會有些許差異,要如何適切定義,至今仍待更多的討論。目前官方統計資料大多是以設籍於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進行統計;然而,此分類方式除了過於簡化都會區的定義(譬如:將花蓮市、新北市與台北市都列為都會,此舉可能忽略了城市間都市化規模的不同,可能會對該區原住民族生活帶來不同的生活影響),亦排除了設籍原鄉地區但遷移至都會求學或工作的人口。故,現行的官方統計數據可能低估於都會區原住民人口比例。   都市原民面臨三大弱勢:經濟、文化、社會歧視 文獻顯示,雖然都會地區原住民相較於原鄉族人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但相對於主流的漢人社會,在面對潛在的階級、族群歧視與社會排除,都市原住民多數仍從事勞動條件較差的工作,不一定有機會藉由移居都會而達到階層流動。此外,隨著都會區不段提升的房價壓力,擁有平價、安全與穩定的居住空間為都市原住民重要之生活需求,雖然都會區的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平價國宅出租方案,但礙於出租國宅數量有限,且居住族人必須具備福利身份才符合入住資格,在此限制下,尋求居住安定仍是部份都市原住民面臨的生活挑戰。 上述基本的民生議題也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部份都市原住民家庭照顧型態,譬如:在都市原住民家庭中,為求經濟與居住的穩定,許多父母必需同時投入職場,亦或者為了增加收入而需日夜兼職,普遍會面臨到兒童照顧的問題,兒童托育服務形成都市原住民家庭重要的需求之一。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越來越多都市原住民青年開始投入尋根,卻也有不少青年在連結原鄉部落的過程中遇到挫折。[/epq-quote]除了上述的經濟弱勢與歧視議題,都市原住民第二代或其後代也面臨著因文化弱勢而產生的認同矛盾與掙扎。由於都市原住民第二代或其後代自小跟隨其家長在定居都會區,較少有機會在原鄉部落生活,因而較不容易和其原鄉部落與族群文化產生緊密連結。 此外,都市原住民第二代或其後代,特別是還在成長與自我摸索階段的青年與孩童,除了面對都會生活中人際互動間潛在的歧視,也面臨著因文化連結的限制而產生認同的矛盾與掙扎。隨著原住民族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都市原住民青年開始投入尋根,卻也有不少青年在連結原鄉部落的過程中遇到挫折,因而產生失落與自我懷疑,譬如:回到原鄉部落可能遇到連結的困難,在都會區的生活又容易經驗到(微)歧視(註2)。不少都市原住民青年也表達,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曾面臨來自原鄉部落與主流社會雙方對其原住民身份的質疑,這些沉重的經驗不僅可能衝擊自信、認同與自我價值,亦可能造成心理的壓力與負擔。 這些當代都市原住民青年或青少年面臨到的認同議題,若能從兒童時期便開始提供其連結文化的管道與學習機會,也許能正向促進都市原住民孩童與青年認同之摸索與自我價值之養成。有鑒於都市原住民家庭之家長多數因就業所需而有孩童托育之需求,故,托育單位對於都市原住民孩童之教育與認同的培養以及文化連結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平價國宅數量有限,尋求居住安定仍是部份都市原住民面臨的生活挑戰。圖攝於台北市東湖都市原住民國宅。(Credit: Mata Taiwan)[/caption]   政府回應都原幼兒托育需求,更須正視經濟落差 中央及地方政府近年來陸續投入托育服務之資源回應原住民家庭托育之需求,譬如: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提供托教補助支持原住民幼兒之學前教育,各地方政府的原住民行政單位也提供托育補助促進原住民家庭兒童之托育權益,然而相關的托育補助卻不見得能有效舒緩就業的都市原住民家庭的照顧壓力,例如:家長工作型態與工作時間多元,不一定能配合托育單位提供之照顧時間;又或者托育單位之照顧者可能對原住民族文化與歷史脈絡缺乏基本認識,原住民孩童在接受托育過程中除了可能面臨到跨族群、跨階級互動而產生之歧視,也較少有機會和自身族群文化產生連結,而這些歧視與缺乏文化連結的經驗也可能衝擊原住民孩童之成長與發展。 為了提供適用於都會地區原住民族之兒童照顧與托育服務,陸續有地方政府以方案補助的方式支持推動原住民社區之兒童照顧服務。譬如:位於新北市五股的伯特利兒童照護中心與汐止花東新村的至善基金會之兒少發展中心等社福機構,皆獲得原民會公益彩券回饋金及新北市政府投入經費,針對都會區的原住民孩童持續提供課後照顧服務。 上述兩單位地點之選擇皆以貼近族人居住地點,反映著原住民在都會地區的集居文化;再者,工作人員也聘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照顧者,期待原住民孩童在接受照顧的同時,也可將原住民照顧者視為學習的典範。此外,相關服務皆強調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底蘊進行方案的規劃與執行,並提供文化培力之相關課程,使原住民孩童與青年得以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其族群文化,養成正面的自我與族群認同,進而提升自信心。 根據近幾年美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之發現,具備正面的原住民族認同可被視為保護性因子(protective factors),支持原住民族在面對歧視或是生活逆境下,仍能保有健康,亦或是能減緩因歧視或逆境所形成的健康風險行為(Walters & Simoni,2002; Walters, Simoni & Evans-Campebll,2002)。因此,針對都市原住民家庭提供有文化底蘊之托育照顧,除了能減緩家長照顧之負擔與壓力,亦可能正向促進原住民孩童與青年之發展。   孩童發展若能有家長較多時間的照顧與陪伴,也許更能助於其成長。托育與課後照顧的目的便在於協助多數忙碌於勞動市場中,而無法親自照顧兒童的家長。但除此之外,還需要正視都市原住民家長經濟弱勢之議題,透過就業安定及妥善的居住政策,使之達到生活安全,才應是當務之急。   發展原鄉、族群主流化,才能讓族人不再流浪都市 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嘗試透過提供平價國宅,支持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安定,但隨著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平價國宅已供不應求。因此也應有系統地積極規劃原鄉部落的產業發展,以提供原鄉部落之就業機會,讓部落族人不會因經濟需求而迫於選擇移居都會。 此外,為了促進原住民兒少身心之正面發展,除了透過方案的提供促進都市原住民和其族群及原鄉部落之連結,政府部門也應積極思考如何促進族群主流化,讓主流社會,特別是都會區的各級機關、企業與一般民眾能具備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以及跨文化工作與互動的能力,才能有效的消除族群歧視與刻板印象,邁向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以增進全民的福祉與安定。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本都市原住民示意圖攝於 2008 年新北市原民慶典,非本文所指涉之特定對象。(Credit: 林 展群 / CC BY-SA 2.0)[/caption]   附註

  1.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年 4 月份統計資料顯示,都會原住民族人口數佔原住民族總人口數的 46.9%。
  2. 微歧視(microagression)一詞強調,透過非直接、非有意的語言或肢體表達,傳遞出排擠或貶低不同人種或其他弱勢族群之訊息(Sue,2010)。通常這些表達這些言語或肢體訊息者沒有要貶低、排擠或否定人的動機,但經驗到這些言語或動作的當事人感受到不舒服,這就構成微歧視。根據國外的文獻,長期經歷微歧視,累積下來可能會形成負面的健康行為或精神病理症狀。
  關於作者 Ciwang Teyra,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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