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 大豹社，台北城一旁的空白歷史

大豹社（ncaq）的意思，是指「生長很多鬼芒草（菅芒）的地方」，也因大豹溪河床上有一巨石形如大豹而命名。漢人則以該地曾經的居住者為「大豹」（topa）而取名。1   編按：本文摘自《橫斷記》〈白石按山 1905〉。 除了極少數的學者，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我認為這仍是一個空白之域，從歷史地圖的演進，也可看得出來。 與其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類似，大豹社的傳統領域在清帝國與日殖初期的地圖上全都是一片空白，是帝國領土以外的區域。從 1735 年法籍耶穌教會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透過法國科學院的現代儀器所繪製的《福建省圖》（註1）即已看出，當時清帝國對臺灣的掌握，僅止於月亮型的西部平原，東部則像完全消失在海裡般，一片空白。而更早的 1714 年，乾隆皇帝為了完成《皇輿全覽圖》，同樣派遣了三位法籍傳教士來臺進行 33 天的實地測量，繪製出三張臺灣古地圖，同樣也只呈現西部平原。（註2） 東部的空白帶來一種恐怖的感覺。確實，有一股力量拒斥著現代科學測量的進入，甚至在臺灣成為國家領土後，這些地方依然拒斥資本的進入。 矢內原忠雄分析日殖時期臺灣早期資本主義的形成時，略帶神祕地說道：「不知幸或不幸，資本就是厭惡（臺灣）東部。」（註3）這個空無，不僅是地圖上的留白，更像是一種外加上去的粉刷 ── 猶如用白漆塗抹在原住民土地上一般，覆蓋了原住民族已然生活在山裡千年、具有豐厚文化的事實。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圖片來源／遠足文化）[/caption]   這種刷白塗抹，也是某種現代寓言。地圖的空白，勾勒出往後數百年，國家體制看待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方式：國家具有絕對的地圖編纂權力，可以留白，也可以任意填充內容 ── 將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繪製為觀光地圖、或者林班的分布圖。   空白，與人的邊界 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昔日的隘勇線；例如，1900 年的《臺灣堡圖》裡（註4），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大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這是一條非常古老的古道，經過實地帶隊踏查後，我發現這條漫長的山稜如今已經沒什麼人走了，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路上隱約出現一些石堆構造物，以及石砌路面，依稀可以佐證為隘路。 除此之外，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還存在更多層次的解釋。基本上，它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或「內戰的前線」；同時，這條線也是律法見解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線，或者 ── 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 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的安井勝次曾如此強調：「生蕃系化外之民，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而已。」安井透過法學上的見解推定：「生蕃」雖然可能具有法律上的自然人位階，但由於清帝國以來，生蕃即被視為「固我化外之民」、從未被納入國家的律法系統，因此他拒絕承認他們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安井的觀點，被日本各界普遍接受，甚至運用到隘勇線前進時期的戰爭裡，將蕃人視如動物般驅離（註5）。安井的劃分與動物園裡面的柵欄沒什麼兩樣，區隔出人獸之間的分別。因此，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所謂的鎮壓內亂，而毋寧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 同時，在推進隘勇線的困難時期，也曾發生日本總督府命令部隊，在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似乎更堂而皇之將蕃人視為動物蛋白質的來源。例如 1910 年圍剿大嵙崁蕃時，佐久間總督曾經透過電訊傳達以下的命令：命小泉少將為宜蘭方面指揮官。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以大嵙崁蕃人之肉來充饑，此旨傳達給大津總長（按：當時的蕃務本署長），與軍隊協力合作，以達討伐的目的（註6）。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鎮壓內亂，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圖片來源／遠足文化）[/caption] 遺憾的是，至今這條對原住民族的分別與歧視之線，仍未完全消失。而這也是我們需要重返這些邊界（包括實體的隘勇線、地圖的邊界乃至我們心理的邊界）的原因。甚至在「世界」的大地圖裡面，我們（臺灣）也幾乎常被視為西方的空白地帶。曾經做過「研究」的我們，都知道那種羞辱感，一種穩固存在於今日知識生產場景的隱形邊界。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epq-quote]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曾敏銳指出，19 世紀以來的知識實踐，一直被西方的 humanitas（人文主義的「人」）與 anthropos（人類學的「人」）的分歧所主導。Humanitas，長期以來被認為描述「西方世界的人」，暗示了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而anthropos，則是觀看西方「以外」的人 ── 例如歐陸帝國主義下的被殖民者。後者是一種兼具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觀點。日殖時期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整個臺灣社會，基本上也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 酒井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 humanitas 與 anthropos 的劃分至今是否存在 ── 它當然存在，而是邊緣地區特定的區域主體（例如鄉村人、勞工階級、原住民族等），那些在過去被認定為 anthropos 的人，會不斷想流向 humanitas。 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   換句話說，類似安井那樣明顯的帝國主義知識劃分，表面上雖然失去了歷史條件，但強勢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主義，仍像一塊超級大的磁鐵，對異質文化具有高度的宰制性。 邊緣的區域文化 ── 例如，曾被定位為野獸的原住民，在「脫 anthropos」的過程裡，除了須不斷強調自身的傳統文化外，不免還要與強勢文化的 humanitas 產生激烈的對辯。目前看來，這仍是一個激烈動盪中的，關於知識生產的戰爭。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隘勇線，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 同時也是律法創造出來的抽象線，或者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圖片來源／遠足文化）[/caption]   大豹社的雙碑 同樣的知識宰制，也出現在紀念碑的設置上。在三峽外插角山區，有一個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大豹社原住民的犧牲者，雖然比日方的戰歿者多出數十倍，卻連實體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數十年來，日方的忠魂碑幾經颱風、地震，依然在荒山中保持完整，或許日人的靈魂還居住在裡面，但更可能是大豹社的魂魄也在守衛著它，好作為來日轉型正義的素材。 主體石塊似乎來自附近河床的黃色砂岩，是三峽早期山居民宅常見的材質，但碑體上的說明牌，則已被挖走了。根據居住在金敏山區的張茂生老先生所說，銅鑄的說明牌是被附近的礦工挖去做燈火芯。忠魂碑前方還有一條破損的參拜道，通往蚊蟲繚繞的桂竹林。在多年的荒蕪下，蔓生的桂竹林似乎有將忠魂碑「吃掉」的趨勢。 那趟探索之行後，我興起了「它應該被保留」的念頭。適逢柯文哲的臺北市政府因為三井倉庫拆遷案招惹爭議，而忠魂碑與「三井合名會社」墾殖三峽山區有直接關聯，我因此為忠魂碑寫了一篇短文，一方面聲援民間發起的「搶救北北三：北門×北三線×三井物產舊倉庫」行動；另一方面也藉此主張：北門三井倉庫單一建築體的保存，必須同時連結三峽深山中的忠魂碑，以及許多三井墾殖過的山區遺址，包括日殖時期的軍事侵略、科學化的土地測量，乃至於三井等財團的發展等等，才能較為整體地一窺臺灣殖民現代性的全貌。 雖然聲援行動失敗了，因為文章被轉載的緣故，反而引起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迴響」；過去苦苦查找不到的大豹社資料，忽然間不斷湧入。較之於昔日虛無縹緲地探尋大豹社事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就好像大豹社人的冤屈化為一股力量在背後推動一樣。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三峽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犧牲比日方多出數十倍的大豹社原住民，卻連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圖片來源／遠足文化）[/caption]   雖然不願推諉於鬼靈之說，我還是得承認，這段調查大豹社的過程，真的是驚異連連。不久後，我意外得知，距忠魂碑不遠的湊合橋一帶，有座收納了上千具無名遺骨的百年萬善堂。堂內的碑體刻著「靈應萬善同歸墓」，左右眉批則是「忠義」二字，碑體註明的修建日期是 1910 年 11 月，恰好是大豹社事件結束後三年。一旁的無極皇宮住持說，萬善堂是地方人士受到託夢，為了收納橫死山區的原住民及漢人遺骨而建。 那天，面對著龜甲墓龕裡的千具屍骨，我難掩激動 ── 那麼長時間的不斷查找、那麼多的無明與不解，好像在面對這間小小的陰廟時，終於有了答案。原來我所探索的隘勇線，所閱讀的大豹社事件史料，長達七年的戰事裡，抗日的大豹社人一直都是歷史文獻中消失的一群，這群失去面孔的人，他們的模樣終於在眼前的萬善堂得以略為顯影。 不過，在訪問世居金敏山區、萬善堂爐主之一的張茂林、張茂生父子之後，才進一步得知，這些骨骸是在大豹社遺址上開墾的漢人移民挖出來的。除了原住民的戰死者以外，也混合著遭到馘首的漢人頭顱。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如今已經沒什麼人走，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與隱約出現的石堆構造物。（圖片來源／遠足文化）[/caption]   於是，在陸續拜訪大豹社遺族、白石按山、隘勇線、忠魂碑及「靈應萬善同歸墓」之後，我開始組織探勘隊，著手進行一個龐大的空間測量計畫，並陸續前往北插天山、竹坑山、熊空山、拔刀爾山、加九嶺、獅子頭山等地，為了將橫亙在北臺灣郊山裡長一百多公里，與大豹社事件有關的幾條日本隘勇線遺址一一找出來，試圖從空間測量的層面，在文字敘述的史料之外，再現大豹社事件的空間感知。 同時也開始嘗試與原民會、林務局與文化部的文資部門會商，希望能夠以「歷史步道」的保存規格來看待殖民者所興築的隘勇線，並且有朝一日能將這段歷史踏查的結果，交給大豹社遺族，共同探索這段無名的歷史。 （本文摘自《橫斷記》，經「遠足文化」授權轉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附註

1. Province de Fo-kien，（福建省圖）尺寸為31.5x37cm銅版印刷，手工著色，屬於小型地圖。收錄於1735年法國出版的Description de la China（《中國誌說》）。
2. 摘自：〈清朝三大實測地圖中的臺灣〉，「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
3.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林明德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4，頁140。
4.  《臺灣堡圖》由「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出版，從1898年開始繪製，到1904年才完成。
5.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第十九卷第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105-106。
6.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臺北：文英堂，1996，頁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