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的發展。根據 2008 年的紀錄，台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 1,580 具／件人體遺骸，其中 207 具／件來自（法定）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 具／件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多數為福佬人，亦有客家人的遺骸。
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眼光由當前的爭議拉寬放遠，去探問遺骸主人如何死亡，遺骸何以被挖掘，而有機會一窺知識、國家、歷史與地方記憶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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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關丈夫 1923 年畢業自京都帝大醫學部後便留任該校解剖學研究室，負責教授骨學，也分攤解剖學講座之課程。（Credit: 台灣大學圖書館「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活動網頁）[/caption]
骨骸研究背後的全球學術網絡
台大醫學院解剖科所收藏的骨骸主要來自台北帝大醫學部。醫學部於 1936 年成立後，便聘任金關丈夫擔任解剖學第二講座的教授，負責解剖學的教學，並從事台灣各族群的「人類學」研究，其中人體測量的方法，對象包含活著的人與亡者遺骸。
金關丈夫帶領的研究方向，在日本與德國體系都稱為「人類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在同一體制下，則以民族學來指稱社會／文化人類學。二次大戰前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以人體特定部位的測量建立指數，作為種族分類的參考，愈多不同「人種」的測量數據，有助於建立對特定「人種」的認識，並釐清其間的關係。此時的「人種」研究，由於人種分類過於簡化等問題，後世的學界甚至提出「科學的種族主義」的評論。
這一研究方向，並非台灣所特有，當時台灣學界不只是參考如慕尼黑大學體質人類學家 Rudolf Martin 發展出的判定骨骼性別及年齡的方法，Martin 的研究室據傳也收藏有近 70 個基隆福佬人的頭骨。歐洲，日本的學術機構／博物館也零星收有來自台灣的頭骨，過程幾經轉贈、買賣，顯示出它在當時學術意義上的珍稀性，從而窺見當時軍人、醫生與解剖學家及收藏家間的政經及人際的網絡。
台灣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與擴張，從人際網絡來看也體現了這樣的性質。台北帝大改制後，金關丈夫留用至 1949 年，他的同事中有教授繼續留在台大，也有人去高雄，創辦醫學院解剖科，並發展體質人類學，延續了金關丈夫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也因而收集亡者的骨骸。
在這研究傳統下，團隊的成果豐碩，也曾被邀至第 8 屆「世界人類學學會年會」發表演說。不過隨著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的引入，過去重視測量的人種學／體質人類學研究方式便逐漸淡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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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關及其門生所發展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相當重視數據的測量，也認為藉由比較這些數據可以了解不同「人種」間的親疏遠近。（Credit: 本文作者 2017 年 6 月攝於台大醫學人文館，當時正展出「演化與人」主題展，陳列出體質人類學研究室的部分研究成果）[/caption]
與城市擴張呼應的「墳墓骨」
在近年火葬取代土葬之前，土葬的用地來源與規範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難題之一。人口增加，城市向原先人煙稀少處（包括墓地）擴展，導致需要整理墓地以騰作他用。比如在 1936 年，金關開始台北帝大生涯的同年，嘉義市發展的過程中，拆遷了東區的墓地後，設置了學校，公園等公共設施。
金關丈夫於到任後積極尋求亡者的骨骸，多數便是透過挖掘廢棄墓地而取得。金關所收集的福佬人、客家人及平埔族群骨骸，來自西部的基隆、松山、烏牛欄、彰化、員林、西螺、太保、水上、長治與竹南等地的「廢棄墓地」或「無緣墓地」（無主墳）。雖然解剖學教室的出版物中並未述及開挖墳骨的脈絡，金關的挖掘活動可能與城市擴張過程中的「整理墓地」工作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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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7 月 15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有一段「無主人骨寄贈給台大作為醫學部的研究材料」之新聞。[/caption]當進行公共工程需要挖動墳墓時，漢人一般會以萬善堂或有應公祠一類的陰廟安置無主骨骸並定期祭祀。嘉義市東區被拆遷的一萬多座墳，則由政府及各姓宗親會出錢，修建了一座納骨塔，留下了崇靈堂碑記記述。顯示官方主導的墓地拆遷，也以納骨塔的方式安置骨骸。但在一些我們尚不明瞭的情況下，金關團隊在挖掘墳墓後，得以將骨骸帶回到解剖科作為研究資料。
1936 年 7 月 15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有一段「無主人骨寄贈給台大作為醫學部的研究材料」之新聞，內文翻譯如下：
「台大醫學部今年春天課程開始以來，雖努力搜集各種教材，但因沒有人骨，各方面搜查中聽聞基隆無主墓地的納骨堂中有很多，就來領取。因為如果是為學術研究的話，亡者也會開心，13 日進行供養後，就轉交給以卡車來迎接的老師和學生。雖恰好 13 日開始是盂蘭盆節(中元節)，但這完全是偶然的因緣。」（感謝林育生先生協助翻譯）
武裝鎮壓下幾經易手的骨骸 雖然金關曾表示台大解剖學研究室內所有種族的骨骼都是墳墓骨，但在金關到任之前，已經有醫生、警察、甚至人類學者開始收集台灣不同族群的人體骨骼，幾經輾轉，有些進入台大醫學院。 台大解剖科的部分骨骼承繼自創立於 1899 年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收藏。此校歷經數次改名改制後，於 1936 年併入台北帝大，改制為附屬醫學專門部。醫學校職員中，於 1904-1909 年間任職病理學／解剖學教授的今裕就極為主動地尋找人骨。爬梳已出版的論文，可以由幾個例子，看出 20 世紀初社會氣氛與醫學校官方／學校／醫學的位階。 在足立文太郎 1907 年的文章中，可知有數位南澳群、馬武督群泰雅族人與七腳川社人，直接或間接亡於軍隊鎮壓行動，亦有因未知原因被殺者，被今裕得知其埋葬地點後自行前往挖掘取走骨骸。有一位在台北醫學校附屬台北病院因結核病死亡的大嵙崁群泰雅族人，甚至遭今裕在病理解剖後製成骨骸標本。上述例子應發生在 1904-1906 年間，今裕留學德國之前。 今裕為什麼會知道哪裡有人死亡？為何知道亡者埋身之所？文獻中並沒有紀錄，推測是透過日本軍方／警察而得知。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莫那．魯道的遺骸在總督府警務局的斡旋下，於 1934 年進入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之後轉至醫學部解剖學教室⋯⋯[/epq-quote]解剖科與官方／警察的合作關係，略可以由霧社事件中亡者遺骸的入藏過程摸索。金關於 1936 年 4 月開始帝大的職務，7 月便至霧社發掘歿於 1931 年 4 月第二次霧社事件的亡者。據說當時是由霧社駐在所的警察協助將挖掘出的骨骸寄給金關。當地警察接著也將陸續發現的 1930 年 5 月霧社事件的亡者骨骸，一併寄給解剖科。甚至霧社事件後病故於埔里警察所的兩位族人，其遺體之後也被挖掘寄送。 1930-1931 年第一、二次霧社事件中犧牲者的骨骸，有部分進到台北帝大醫學部。其中莫那．魯道（Mona Rudo）的遺骸在總督府警務局的斡旋下，於 1934 年進入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之後轉至醫學部解剖學教室，1972 年再改交考古人類學系保管。1973 年霧社事件餘生家屬要求索回遺骸的聲音開始為社會所重視，台大因而在洪敏麟和李亦園等人的呼籲下同意將遺體歸葬霧社。（註1）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1973 年台大在族人與輿論呼籲下，將莫那．魯道遺骸歸葬霧社。（Creidt: 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宮本延人口述 我的台灣紀行》，引自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記錄（下4））[/caption]
需求與返還：當代骨骸研究的新課題
馬遠後人猶有人記得當年挖掘的過程，霧社後人也有著對當年遺骸外流的記憶 —— 但除了這些少數鮮明的例子，幾個取得超過百具遺骸的地方還留有對大規模墓塚的印象嗎？是戰爭？還是疫病？地方對金關團隊取骨曾感到困惑，或造成傷痛或困擾嗎？是我們對祖先的記憶出現了缺口，還是我們所知的歷史僅是倖存者的版本呢？地方是否以其他、隱晦的形式保留了關於墓葬與挖掘的歷史記憶？
醫學院解剖科所藏的 1,580 具／件人體遺骸，遍及閩客原各台灣族群以及琉球與海南島，在倫理之外，或許帶來更多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死亡與地方記憶，如殖民與傷痛。
近代醫學教育建立後，醫學校便有大體解剖課程，早期雖不如今天對「大體老師」的尊重，但總督府醫學校也曾在 1902 至 1926 年間舉行三次祭典，安慰在醫學人才養成上奉獻的 1,064 位亡者。多年後的 21 世紀，相關研究單位也許可以重新思索，如何安慰生者，與生者和解。
今（2017）年 6 月初，兩個澳洲博物館同意將收藏的愛努人骨骸歸還給所屬社群。愛努人訴求返還先人遺骨已有一段時間，雖不乏波折，但已然有所進展。啟發自愛努人的努力，琉球人也於 6 月 5 日成立「琉球民族遺骨返還研究會」，訴求返還流落各學術機構的琉球人骨骸，其中也包含台大所藏的數十具／個（註2）。
僅僅參考我們週邊熟悉的地方，不須回溯到西方幾個經典的例子，已可知解剖學／人種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人骨需求與當前返還的訴求都是跨區域的時代議題，而人骨遺骸是我們當前的歷史課題，讓我們一起來正視並追索先人所給予的線索吧！
（本文原標題為〈骨骸：關於死亡、挖掘與爭議〉，原刊載於《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獲原作者授權轉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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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末生活於庫頁島／樺太的愛努族人，由波蘭人類學家 Bronisław Piłsudski 攝影。。[/caption]
附註
- 莫那．魯道遺骸的歸葬詳情可參考吳俊瑩先生的〈莫那魯道遺骸歸葬霧社始末〉文章以及李子寧老師的〈還馬遠布農遺骨…「該做的正確事」〉投書。
- 愛努人的骨骸從 19 世紀開始便陸續流落至日本甚至全球各學術機構與博物館，族人目前也正為了返還祖先遺骨的訴求努力著。若想多了解國際上人體遺骸返還的討論及相關案例，可參考台大原民中心 2016 年舉辦的「原住民族與博物館」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