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希望本南族成為外界凝視與觀察之下的人體活標本，而任由世界的腳步從他們身邊擦肩而過。政府執行發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這群人帶入社會主流當中，沒有必要對這群正感無助的、處於半飢餓狀態和被疾病纏身的人注入各種浪漫的想像。」
（馬哈迪，1990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東南亞國家協會部長會議上談話）
砂拉越本南族（Penan）作為東南亞地區少數僅存維持著狩獵采集游牧生活型態的民族，在過去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課題上，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寵兒」。 換言之，某個層面上，本南族因本身的文化特殊性而成為了國家政府與反對勢力，如在野黨派、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和關注相關議題的學者們之間的論述籌碼。 顯然，本南族的文化特性，與時代更迭之下的生活型態之推進，不再是處於雨林深處與外界隔絕而形塑成的「神秘」形像；反之，他們的社會與文化形貌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過渡線當中，已有不同外界力量的涉入，並交織出如今的本南社會全貌。 砂拉越本南族對伐木業的抗爭脈絡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本南族因本身的文化特殊性而成為了國家政府與反對勢力，如在野黨派、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和關注相關議題的學者們之間的論述籌碼。[/epq-quote]歷經數百年來，砂拉越境內的各個原住民族，其中包括本南族的聚落之間依據著在地傳統土地法而分劃生活領域，在規定的傳統領域內與在地森林資源形成一個共生關系。 然而自 1960 年代初期開始，國內伐木業大規模進行，特別以坐擁全國最大被森林覆蓋土地面積之州屬的砂拉越，首當其衝成為了伐木開發的重點地帶。 當地原住民對於跨國伐木集團開發的舉動，在早期階段依然未表現出過多的反抗行為，直到當森林砍伐的範圍逐漸侵犯到過去依據傳統土地法所建立起來的生活場域時，不滿的情緒才開始在各部落之間蔓延起來。由於本南族的生活型態之關系，因此相較於其他族群而言，他們與森林環境的緊密性關系受到最大層面上的波及。 砂拉越首次的本南族封路行動與抗議行動，自 1980 年代初期在該州中北部的巴南（Baram）、阿博杜朵（Apoh Tutoh）以及林夢（Limbang）河流域一帶開始發動。政府雖然承諾會針對伐木集團的活動進行監督，並確保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不再面對侵入惡行的威脅，然而這些承諾卻只是空頭支票。 國際社會事後紛紛對政府施壓，呼吁停止伐木活動並認同原住民的基本權利，結果導致 27 名本南族人士在接著的攔路抗議活動中被逮捕。政府諸般拖延和反擊，使得在地族人只能在此困局中繼續掙扎和奮鬥。 至今，抗議行為在某些內陸地區持續上演，甚至擴張到其他如棕櫚樹園丘開發以及水壩建置計劃的課題上；但卻也有些區域對於政府和伐木公司的態度逐漸出現轉變和放軟的姿態。 砂拉越州本南族事務委員會（Sarawak Penan Affairs Committee）於 1990 年成立，官方宗旨為協助政府以應對該族的生活需求與處理其所面對的問題，並且執行任何以本南族為對象的發展計劃。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74"]
當年本南族向政府訴求撤除伐木業活動和爭取習俗土地權的剪報收藏。[/caption]
從領導抗爭到與伐木業合作的村長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美其名是要協助在地族人融入現代化社會的步伐中，但實際上在利益和資源的分配上也隨著地域差異而出現不均的現像。[/epq-quote]阿博河流域的某村長 Ajang 當時身為本南族事務委員會會員，為政府負責處理本南族聚落之間的衝突。然而，他也同時參與號召在地伐木抗爭運動，曾經和著名的瑞士環境運動份子布魯諾曼瑟（Bruno Manser）合作過，也多次代表在地非政府組織與州政府進行協商談判，在為族人謀取福利和捍衛生活權益上有豐富的經驗。
2002 年，他協同非政府組織邀請砂拉越 30 多個地區的本南族代表前來其村落聚會，以針對政府當時的整體表現進行評比，並且簽署一項宣言上呈政府。當時他們對於政府的評分皆為等級 F 的不及格程度，而後來宣言上面的八項內容也大部分被政府忽視。
然而，事情的後續發展卻出現轉折，Ajang 毅然選擇退出非政府組織，接著也從村長一職晉升為掌管整個阿博和中巴南流域的彭烏魯（Penghulu）職位（編按1）。自此，原本為了阻止伐木商順利進入森林範圍而設立的大型路障活動也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與當地伐木公司進行商品資源交易的小型路障，其行動背後的目的以及動員程度也徹底地改變。
另外，政府所推行的一連串定居政策與現代化開發案，美其名是要協助在地族人融入現代化社會的步伐中，但實際上在利益和資源的分配上也隨著地域差異而出現不均的現像。
首先，究竟當事人是以何種心境和目的，來面對身份上的重疊與性質矛盾；再者，從反抗心態轉折到拉攏與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關系，在地領袖如何與聚落進行集體協商以達成共識。這些討論都將會進一步涉及更廣泛的層面，有關環境地景與傳統生活型態，也包括文化形貌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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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村落的族人在鄰近的伐木廠地設置小型路障以索求資源。[/caption]
田野衝擊之始：本南人最迫切的鬥爭，是食物缺乏
究竟具有復雜歷史背景的地方性群體，在當代場景過著何種生活景貌？又，國家發展論述又是否真能使得本南族完好融入主流社會的脈絡，擺脫過去貧困無助的窘境呢？
我在去（2015）年 8 月藉著論文田野調查的機會，帶著種種對現像的疑問，前往阿博河流域，拜會當年率領該區本南族進行環境抗爭的運動領袖 Ajang。我也陸續與在地族人共同生活將近一年的時間，希望透過最本真的日常互動，以原住民觀點重新反思相關的社會問題。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每次行程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拍攝和借助本南族作為論述籌碼來打響各自的算盤，最後留給當地人的只是一地失望，以及不斷注加在他們身上的「游居森林的原始聚落」的刻板印像。[/epq-quote]某天夜晚和 Ajang 家中幾位長輩吃著剛獵獲的野猴肉，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借著獵物難尋的話題，轉而提起他們之前放棄抗議伐木業的話題。有趣的是，在場的一位華裔女婿就是伐木工廠的技術師。就如他們所說，本南人如今面對最迫切的鬥爭，是食物的缺乏。若是持續封路，他們的抗議行動也會因為糧食缺乏也被迫中斷，跟著受累的還有狩獵、耕種和食材采集活動的停頓。
從過去的抗爭經驗來看，無論是在地自發性集體動員行動，抑或是借助國內外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力量來向政府施壓，均未受政府所理會，甚至得不償失，遭到逮捕而被判處監禁和高額罰款。
Ajang 的華裔女婿此時說道，早前村子因為積極參與抗議運動而聲名大噪，不時都會有大批國內外媒體記者和環境保護團體前來探訪和進行交流。然而，每次行程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拍攝和借助本南族作為論述籌碼來打響各自的算盤，最後留給當地人的只是一地失望，以及不斷注加在他們身上的「游居森林的原始聚落」的刻板印像。
女婿長嘆一口氣，接著不斷向我述說附近伐木廠家對這群本南族村落的各種貢獻，包括提供一切物質資源與工作機會給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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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村落的入口。[/caption]
工作機會與物質盛景背後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本南人如今面對最迫切的鬥爭，是食物的缺乏。[/epq-quote]盡管如此，我在這段時間所觀察和體驗到的，也絕非完全如同女婿所說。各種工作招攬以及外界物質贊助的盛景背後，卻也為族人增添新的三千煩惱絲：待在村子期間，常有各種關於本南族工作態度懶散、不積極且游手好閑等的投訴經過我的耳邊，甚至也有關於族人長期為伐木廠家勞動，卻絲毫沒有任何存款累積的現像發生。
本南族似乎在生活空間中，與不同尺度的力量之間有著各種「恩怨情仇」的頓挫波折。我曾認真思考，難道本南族就真的無法在以資本產業為結構的大生態之下，尋找到適合他們的棲位嗎？
環境保護意識的提漲，族人因自身傳統生活場域與習俗的關系，而被論述權力放置在綠色正義守衛者的位置上。在現代國家發展政策下，也沒有因為資源流通的逐漸便利而全面擺脫貧窮的困境。
從原住民文化詮釋根本問題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文化偏見與漠視才是族群發展障礙的根本問題。現有的國家政策與地方發展計劃，並沒有達致以多元化的思考模式來考量大生態與地方性之間的位置差異。[/epq-quote]面對長久費勁之課題，我認為，不應侷限在現況的爭辯，而僅將視角限縮於各種技術層面與通路等問題之上 ── 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我更主張從原住民本身的文化詮釋與社會歷史的脈絡來探討根本問題，才能精準地掌握本南族在尋找自身社會定位過程中如何適應「關鍵瓶頸」，和展現其族群韌性的要領。
從族群社會發展的歷史時序可探知，文化脈絡的不同，包括生活經驗的差異，導致族人無法有效地適應現代化政策的推進，完好地融入主流社會。因此，必須先消彌外界與族人在文化適應性上的認知隔閡，才能進一步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
換言之，文化偏見與漠視才是族群發展障礙的根本問題。現有的國家政策與地方發展計劃，並沒有達致以多元化的思考模式來考量大生態與地方性之間的位置差異。
最簡單的例子，地方政府向族人們推廣現代化農業耕種技術時，完全以被動的教育方式在固定的市鎮設立特展，企圖妄想能夠達致帶動內陸地區的農耕風氣與質量。如此單純以及沒有誠意的技術施展，不僅無法將主流社會的農業與村落在地經驗作結合，甚至將因為忽視族群本身社會知識的重要性，而進一步擴大傳統與現代過渡期間的社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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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野菜採集，本南族也有農耕活動，不定時到菜園收割。[/caption]
貧窮不僅是物質上的多寡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等你回到都市有錢人的環境後，你就無法再吃到我們窮人的食物了。就算你自己煮，也味道不同。因為你只有在窮環境下才知道窮的味道。[/epq-quote]以本南族為例，社會網絡最能凸顯族人所信仰的文化形貌，該網絡關系的建立不僅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甚至跨越非人物種與土地自然的屬性差異。本南族擁有自身的一套森林自然資源管理學，透過「Molong」管理概念來維持資源供應的穩定，讓社會制度得以持續運作（註1）。
另外，當地人認為「貧窮」不僅侷限在物質上的多寡累積，貧窮的核心反而更屬於一種社會狀態 ── 某個層面上，透過現有的社會狀態營造屬於在地的集體認同，脫離階級差異的束縛，透過成熟的共享和協商機制來鞏固該社群的和平穩定。
「等你回到都市有錢人的環境後，你就無法再吃到我們窮人的食物了。就算你自己煮，也味道不同。因為你只有在窮環境下才知道窮的味道。」
我暫別族人們前，他們這麼告訴我。
藉此書寫機會，希望我們能回到過去的歷史脈絡時，探知每個族群都有各自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土地經驗。而脈絡中的那核心價值有可能是支持社群運作的文化，有可能是宗教信仰，也有可能是家族組織形式，更有可能是某特定的社會與自然相處的規範。
如何與現代知識對話，不僅只是看似距離我們遙遠的內陸原住民才會面對的問題，在主流社會中，也一直都有漂移在邊陲地帶，掙扎著適應生活的一群。
如何培養自身更多元的思考模式，站在他者的立場去設想，值得我們認真琢磨。
（本文原刊載於《當今大馬》，原標題為 〈反伐木抗爭以外—— 田野行腳走進本南族生活〉，原作者為顏仕宇，獲《達邦樹｜無聲的吶喊》授權轉載。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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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現代知識對話，不僅只是看似距離我們遙遠的內陸原住民才會面對的問題，在主流社會中，也一直都有漂移在邊陲地帶，掙扎著適應生活的一群，值得我們認真去思考。[/caption]
附註
- 以西部本南族而言（以加帛（Kapit）、民都魯（Bintulu）和泗裡街（Sarikei）居多），「Molong」是作為一種對自然資源保存和永續性使用的管理方法。優先占領某塊土地區域的族人會將界限內的資源私有化，然而並不表示完全不能與外界分享。條件則是對方在採集前必須事先向地主進行通報，把溝通和互相尊重視為重要的條件。 對於東部本南族而言（以美裡、巴南河流域以及林夢居多），「Molong」並不是實踐於資源私有化的層次之上，更多是傾向於共有制度，包括共同管理和治理的權力下放。
- Penghulu：在傳統馬來人社會裡，Penghulu 指一個區域的頭人或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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