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台北，是 1981 年中華奧委會與國際奧委會的協議，被稱為奧會模式，也是 1984 年以後台灣／中華民國在奧運的出賽身份。從台灣在國際賽會上出賽的身份轉變，反映出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治局勢。
那麼，參與國際賽事的國手，又如何思考這些國家認同的問題呢？尤其對於原住民選手而言，他們有不同的族群身份，近幾十年來，受到政府統治與社會環境等影響，原住民族群認同的狀況也在變化。
奧運賽場上，原住民選手為中華隊奪下 2 銀 2 銅佳績（如下表），今年里約奧運，也有八位原住民選手參賽。原住民運動員在代表國家出賽時，是否會有更多元的情感面向？
代表國家出戰，早期是一生榮耀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當時原住民還被稱為「山胞」，在台灣社會也屬弱勢，能選上國手的極為少數，選上國手，也代表未來生活的飯碗有所保障。[/epq-quote]1960 年楊傳廣，為中華民國第一面奧運獎牌的得獎者。在台東，包括馬蘭、都蘭等阿美族部落，都有以傳廣命名的年齡階級，台東亦有傳廣路，更可見地方對楊傳廣成就的推崇。這個年代，國手是以「中華民國」身份出賽。
曾是 1972 世界盃棒球錦標賽、1973 年洲際盃成棒代表隊國手，也是阿美族都蘭部落族人高克武，回憶當年入選國手時，穿上中華民國的球衣，感到非常光榮，因為這就是國家代表隊。
也因為當時國內還沒進入威廉波特少棒熱時期，棒球僅有成棒有國家隊，名額有限，高克武認為，這是棒球為國爭光的最高層次。當年出國比賽時，華僑接待代表隊時大聲唱國歌，也是讓高克武極為感動的片段，他認為當選國手，可說是一生的最高榮耀。
對阿美族而言，這也是一件大事。高克武回憶，當時當選國手，家裡是用殺豬慶祝的方式。當選國手，當然也有為阿美族爭取榮耀的成分。當時原住民還被稱為「山胞」，在台灣社會也屬弱勢，能選上國手的極為少數，選上國手，也代表未來生活的飯碗有所保障。
選手離開運動場，是否仍有舞台
進入近代，原住民終於在 1994 年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也有更多原住民勇於改回原名，承認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即使台灣意識也逐漸抬頭，一位前年輕國手受訪時說，最初投入運動，是希望能改善家中環境，因為參與這項運動可以賺獎金。他回憶起最初當上國手時，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值得上帝驕傲」的選手，為了家裡、族群，也為了信仰而戰。
穿上「中華台北」，這位選手認為自己是代表台灣，認為特別因為自己是原住民的關係，生長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是我的國家，當然就是代表台灣」。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在部落擔任研究助理田野工作時，意外發現曾經一度酗酒的阿姨，原來曾是國內長跑好手……，但那些昔日光彩，在他們而言卻彷彿只是很久遠的回憶。[/epq-quote]此外，每次奧運，都是一回喚醒大眾關注國內運動選手的機會，相較於頒發國光獎金、歌頌奪牌選手的榮耀時刻，改善國內運動環境的路，卻仍然走得緩慢。甚至，這些所謂的「台灣之光」，或更多投入在賽事與培訓，卻未在奧運會場上建功的運動員，離開運動場後，往往不再是鎂光燈的焦點。固然，有些運動員順利轉任教練，或往教育圈、政治圈發展，但消失、沈寂的，卻還有更多更多。
今年 5 月底，一代田徑名將古金水的逝世，更提醒國內普遍對退役運動員缺乏關懷。
於我自己難忘的經驗，則是在部落擔任研究助理田野工作時，意外發現曾經一度酗酒的阿姨，原來曾是國內長跑好手；參與豐年祭時，旁邊的大哥也就讀國內橄欖球名校。但那些昔日光彩，在他們而言卻彷彿只是很久遠的回憶。
更別說紀錄片《紅葉傳奇》記載的紅葉小將，中年以後不再璀璨甚至黯淡的生活。
個人與國家間兩難，「不愛國」太沉重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既然運動場上的榮耀只是一時，我們更該祝福選手自由追求他們的夢想，構築他們想走的運動之路。[/epq-quote]隨著運動職業化的風潮，以及奧運開放職業選手參賽以後，國家力量與資本關係的拉扯益發明顯。雖然近年來選手參與職業化競技運動，也開始被視為提升國家能見度，替國家爭取榮譽的方式，但不接受國家隊徵召就被封殺的消息，還是時有所聞。選手若為個人生涯規劃考量而拒絕參與國家隊，還要背上「不顧全大局」、「不愛國」的罪名，顯然過於沈重，也不合時宜。
既然運動場上的榮耀只是一時，我們更該祝福選手自由追求他們的夢想，構築他們想走的運動之路。
奧運開幕前夕，網球國手謝淑薇在奧運前發出聲明退出台灣網壇、並表示不為國家而戰，申請奧運退賽；這樣的事件，是選手對於運動協會資源分配、制度選拔的抗議，固然可能打擊奧運代表隊士氣，但另一個角度，我認為也反映運動選手權益長期被漠視的問題，而能進一步重新思考運動與國家的關係，甚至運動員的多元發展與可能性。
不只要求為國爭光，更應對運動員有適當安排與期待
[epq-quote align=”align-right”]社會大眾認為運動可讓少數族群改善生活，並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但運動場上，族群不平等的狀況仍然存在，而且機會可能僅被限制在部分運動場域中，這些不平等狀況因此被忽略，沒有挑戰既有的社會結構。[/epq-quote]固然國內每項運動的發展與培訓背景有所不同，但都可對應到政治情勢的變化。隨著 1960 年代起，國內日漸艱難的外交處境，運動成為在國際場上突圍的方式。
台灣政府開始以學校作為推廣運動的單位，為國爭光成為運動選手背負著的沈重使命。相關法規的增設，以及國家正式政府主管的設立，進一步確立學校與競技運動人才的關係，藉此培訓可爭取國際賽佳績的運動員儲備人才。然而，體育班的及格分數異於一般生，也暗示對體育班的課業期待較低；於是在課業與運動訓練之間失衡，也成了近年來常見對於體育班設計的批評。
以原住民來說，我們過度強調原住民與運動的關聯，便曾有國外學者分析，社會大眾認為運動可讓少數族群改善生活，並有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助於與不同族群相處。但運動場上，族群不平等的狀況仍然存在，而且機會可能僅被限制在部分運動場域中，這些不平等狀況因此被忽略，沒有挑戰既有的社會結構。
而以國內運動培訓來看，政府現行主管機關則為教育部體育署，主管國家體育行政事務，負責編列預算、分配經費，並參與國際競賽的運動選手培訓事宜；但實際上進行培訓工作的，是各單項運動協會。
然而運動協會如何落實資源分配、公平選拔，長期以來便為人詬病，不健忘的運動迷，甚至列舉出近年來，國內各單項運動協會與選手之間的紛爭，可見得並非單一運動的問題，而是整體運動環境不夠健全。
鼓勵運動選手追求自我成就之餘，我認為我們也該對運動有更多想像。運動發展既然不只是為國爭光，那麼很多扶植力量，亦應來自民間企業，甚至個人募資。運動也不只是升學、奪牌的工具，而真正是生活的一部份。
當民間整體真正重視運動，真正看見運動員的努力，也願意支持他們，甚至自身樂在其中 ── 或者，運動員的出路，不只是教練、教育、從政，而能遍及各行各業，那有否為國爭光，政府究竟貢獻多少心力，恐怕才真正不再是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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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運動員照顧不足、職涯規劃單一，導致運動員離開運動場後往往不再是鎂光燈的焦點，我們對於運動員的責任是否應有更多想像。（圖片來源／Wikipedia，CC Licensed）[/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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