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正名，直到我最信任的好友翻臉問我：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原住民？── 沒有名字的人

「在安地列斯，年輕的黑人在學校不停重複『高盧人，我們的祖先』，他自我認同的對象，是為野蠻人帶來純白真理的探險家、文明傳播者、白人。」（《黑皮膚，白面具》Frantz Fanon）（註1）

  躺在燒著薪火的床鋪上，我雙手緊抱著如柴骨般的阿祖身軀，她望著我，以嚴肅的口氣，用福佬話緩緩對著我說：「對啦，咱就是埔仔人！」 清晨醒來，我坐在無法分辨夢境與現實的床上，只明白這是生平第一次見到她，也是第一次聽到「埔仔人」這個陌生辭彙，在接受這個身份 ── 馬卡道後的幾年間，我亦如其他划行過同一條河流的人們，它恰如其份地注入平淡無奇的生命之中。   萬丹，萬舟，Pangdangangh

我幾次在填寫表格時遇上困難，「祖籍」空白欄位究竟要填上什麼？

故鄉屏東萬丹，一個除了紅豆以外人們便一無所知的鄉村，一個土生土長的我也並不熟悉的地方。 小學老師總是如此對我們講述「萬丹」這個名詞的由來：很久以前有條大河，成千上萬的船隻由海岸直接駛入這裡進行貿易，因此人們稱之為「萬舟」，後來河道淤塞沒落，「舟」字不見了，人們誤用「丹」字取代，才有了「萬丹」。 我幾次在填寫表格時遇上困難，「祖籍」空白欄位究竟要填上什麼？   導師公式般地告訴我們：「家裡講台語的祖籍就是福建，我們祖先都是從閩南過來台灣開墾，我們是閩南人。」這些我都相信了，只是仍然無法解答潛藏在我心裡的小小疑惑：「為什麼我有些同學好像長得不太一樣，總是又黑又髒，」「是因為洗澡沒洗乾淨吧？」這似乎是當時唯一的合理的答案。 「你是山地人嗎」？（當時「原住民」一詞尚未普及） 「不是啊！」 「哦！我還以為你是三地門那邊來的。」   高中時期離開家鄉到外地唸書，問號開始像磚牆一般逐漸堆砌。「魁儡仔」、「外勞」、「印度霖」，同時帶有親切與嘲笑的多重稱呼扣連著我的成長歷程；然而，我從未真正把它們當一回事，直到家鄉的一位哥哥有天突然對我說：「哇，你也是很黑餒！（在我們這裡）大概也有前幾名。」 那一刻起，心中那堵牆出現了裂痕，天吶，原來我真是黑人。 大學時期偶然出席了一堂文化導覽的課程，乏味而冗長，「平埔？什麼東西啦？」起初，對這個從未耳聞的名詞漫不經心，不過在教授提到「鳳山八社」的位置時，我的雙眼發亮：「拜～萬丹，不就是我家嗎？」多年的黑人之謎，終於露出絲毫的線索。   開始明白家鄉在清代時為上、下淡水社的位址，而氣勢磅礡的古名「萬舟」，居然是小學老師鬼扯 ── 1647 年荷蘭的文獻上記載著一個名為 Pangdangangh 的部落，那才是貨真價實的萬丹古名。   我是安地列斯小孩

當人們毫無警覺地內化這些歷史敘事，記憶被抽離，我們學會仇視自己，就像澳洲「失竊的一代」。

作為心理醫師的 Frantz Fanon，曾描寫安地列斯黑人小孩（編按1）的現象，一種奇特的殖民景觀：在學校裡，黑人小孩不斷重覆自己的祖先是高盧人，他們主觀上接受白人的態度、把白人觀點作為自我認同，他們把自己當成白人，不認為自己是黑人 ── 那些黑鬼是住在非洲，不在安地列斯。在閱讀這些半個世紀前的荒謬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 諷刺的是，自己原來就是那個一直以為自己是「白」人的安地列斯小孩。   尋找，像是行走在解迷遊戲的地圖上，沿著光的軌跡驅散了迷霧，從白人到黑人，從土地到家世。 我們信以為真的過去，被粗製濫造的謊言取代；我們被反覆強化一種唯一的身份，抹除了任何懷疑的可能。我發現過去所堅信的世界竟是電影《The Truman Show》（楚門的世界）裡的攝影棚，當虛構的「世界」開始崩毀，逃離是唯一選項，然後去尋找一個可以依賴的地方，即便它可能只不過是段舊時代的碎片。當人們毫無警覺地內化這些歷史敘事，記憶被抽離，我們學會仇視自己，就像澳洲「失竊的一代」（註2）。 於是，我們徹底成了安地列斯人。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Frantz Fanon 描寫的安地列斯黑人小孩：黑人小孩不斷重覆自己的祖先是高盧人，把自己當成白人，不認為自己是黑人。（圖片來源：Matthias Ripp，CC Licensed）[/caption]   明白想留下來的原因

我明白自己想要留下的原因，因我和這裡的人們一樣，正摸索著相似的路徑，我需要留下，好知道自己失去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模樣。

清晨 3：40，我從 cakalj（會所）的床鋪上起身，換上一身漆黑的排灣族服，幽黯的天際不見微光，此刻從山裡吹下的涼風是夏季裡的唯一救贖。 Cakalj 的火堆還沒熄滅，屋子裡瀰漫著刺鼻的煙，這是第二個未能闔眼的夜晚，大夥早已累積了好幾日的疲憊。全體青年穿戴整齊，來到部落的入口，等待徹夜接受山訓的青年回返，接著繞行部落奔跑報訊，腰際上的雕鈴發出輕脆的聲響，通報部落全體居民，「Ari, ari, hu!」尾隨於眾人的呼喊，獵槍的兩發巨響射穿了雲端，一道無形的軌跡連繫當下與過去、人類與神靈，藉此，向上天及祖靈們秉告：「我們」的 Masalut（小米收穫祭）就要展開。 這是第十年，我參與了一場文化與信念的持續行動。我並不是排灣族人，是一位在台東卡拉魯然（新園）部落接受會所教育的馬卡道族人，05 年的夏季我來到這裡，從最初的 Djaukacuvung 到 Cama-a-cuvucuvung 階級（註3），如同其他的青年，學習作為一個排灣族人該具備的文化價值，學習說笑的方式，學習成為部落的一分子。令我佇足的，是年輕人想要抓緊文化的眼神，部落裡瀰漫如此的氛圍，即便曾經失去很多，忘了歌謠、祭儀與價值，那麼就用力找回、重塑吧，讓自己的舉手投足像個排灣族的孩子。 是一個 vuvu 們凝視著年輕人的眼神，猶如上帝將遺失了三十、四十年的記憶突然歸還給他，像是父親臨終前交付的傳家物終於託付給了孩子，透露著喜悅與驕傲。 傳承不就是為了這眼神？   我明白自己想要留下的原因，因我和這裡的人們一樣，正摸索著相似的路徑，我需要留下，好知道自己失去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模樣。 於是，我成了卡拉魯然的一員。   學習向世人宣誓：我是馬卡道

起初我是個旁觀者、一位幫忙推車的路人；不知怎麼，他們拉了我一把，而現在我也坐在小貨車的後座上。

「馬卡道」這個辭彙，在那之前對我來說也不過就是一種知識，或許也是某些人把自己當作某種稀有靈長類的炫耀手法，有時候也是被用來反抗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安慰工具。但更多的是，在主流社會裡回頭擁抱族群身份是一件奇怪且無謂的事，它並不符合世人對於成就的期待。   04 年我進入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就讀碩班，不是因為族群身份，純粹是對於過去所學「將文化視為一種資產進行管理」的方式不滿。 原住民世界所召喚的，和我們熟知的世界迥然不同，這個場域賦予了年輕人一種價值 ── 文化能力的擁有、族群延續的使命、以及貼近祖先的心 ── 比起我們習以為常的個人成就要看重了許多。 當眼前的人們藉由重拾族裔身份獲得新生和力量，自己所擁有的只剩一只空無一物的皮箱。我的心土貧瘠，如同身旁具有原民身份的朋友一樣，我們都亟待蛻去這身已經失去味道的軀體。 於是，我開始學習身邊的人，試圖向世界宣誓自己的身份 ── 馬卡道、原住民。   在第一屆排灣族文化會議的會場，我用微顫的雙唇心虛吐出：「我是…… 漢族。」無法辨識的恐懼順著血管在體內繞了一圈，怎會呢？我揪著心後悔了一整夜，原來這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 在此之後，我逐漸明白，有些事對於有些人，從來就不是如此理所當然，對於已經扮演 60 年閩南人角色而不會認為自已是「埔仔人」的父親，對於作為全家唯一的馬卡道族人卻堅持這種尷尬局面的兒子，身份從來都不是那樣簡單的「要就是，要就不是」。 於是那一天，我做了決定。   在卡拉魯然部落接受教育和訓練的歷程中，聆聽長輩們對於年輕人的訓誡與期待，他們有著一致的願望。起初我是個旁觀者、一位幫忙推車的路人；不知怎麼，他們拉了我一把，而現在我也坐在小貨車的後座上。 是部落的他們讓我學會：我是原住民。   尋找適合自己的抵抗方式

在賦予「原住民」為潔淨領域的同時，「混雜」成為試圖滲透的汙染，於是平埔族群成了對立下的替罪羊。

「他說，妳長得就不像原住民啊。我說，我的臉不是可是我的心是啊！然後他說，我又看不到你的心，你挖出來給我看看。」（蔡春蘭，2005:91）

平埔族群向來背負著「缺乏原民認同、拒絕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的責難，然而當我們肯定這個身份，用力向世界宣誓自己是原住民，丟擲而來的是更大的石塊。 「原住民」這個詞，究竟被賦予了多麼神聖的光冕，當我們口裡喊著，便是褻瀆了它，只有被日本政府所檢選的人們，才有資格擁抱？儘管如此，我仍相信「原住民」是為反轉因遭受殖民而失去主權與尊嚴的在地居民所承受的負面意涵，一種辭彙性的正義轉型。   但至於誰能接受救贖？原民會說了算。   他帶著挑釁的口氣質問：「你說你是馬卡道，你們有族語嗎？能不能講兩句來聽聽」。我故意在口裡瞎扯亂唸，他不悅地回答：「你講的是真的嗎？」於是我不屑地說：「假的，但就算我會說阿美語，也不一定是原住民。」 我不再隱蔽自己是原住民，不停地與人爭論，以為倚靠歷史事實就不會有任何話語能夠戰勝我們的身份認同。縱使經常激怒一些人，但唯有不斷的爭論並取勝，方能彌補因遭到否定所造成的精神損傷，我打從心底輕蔑、訕笑卻又期待這些人勇敢表態。 直到我最信任的好友忍受不住，當眾翻臉質問我：「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原住民？」被激怒的我反擊：「那你又要怎麼證明自己」？他低吼著：「我們本來就是，不需要證明，身份證上就有，可是你沒辦法證明！」我低頭不語，被巨大的憤怒與沮喪摀住嘴，沉默不是因為黔驢技窮，而是打擊。 倘若連最親近的朋友都無法理解這份深刻的願望，那還能期待什麼？不論列舉多少證據、不論口語上獲得幾次勝利，站在「正統」的大旗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徒然。   我們為了捍衛某個若是消失便一無所有的東西，反射性地束緊神經，以為唯有如此才能留住，然而，倘若我最終要的是接納，那麼憤怒究竟拉近了距離，還是疏遠？在這場拒絕退讓的鬥爭裡，是否存在無須以憤怒、沉痛來看待世界的方式？ 挫敗讓我思索，重新尋找適合自己 fighting（戰鬥）的方式。 拒絕平埔復名的各式理由宛如流言般迅速傳遞，任何人都能列舉一串未經檢驗的反對說詞；不過我相信，這是來自於遭到誤解的文化和族群想像：一種將「原住民／被殖民者」建立在相對於「漢族／殖民者」的斷然二分的邏輯。 長久以來人們將族群或民族想像為淵遠流長、亙古不變的僵化模樣，在賦予「原住民」為潔淨領域的同時，「混雜」成為試圖滲透的汙染，於是平埔族群成了對立下的替罪羊（註4）。   米、咖、農三位一體的族群／文化認同

有人回應你，於是轉眼間，符號、姿態、肢體語言的循環系統建立起來了，你從此都有權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不是加拿大作家 Beatrice Culleton 筆下那對因媒地絲族（Métis）混血血緣而走向兩種極端身分認同的姊妹，那個發生在數千公里外，因為血液、臉孔、膚色而遭到無情拉扯，既虛擬又寫實的情節（註5）。在追尋馬卡道族認同與原住民認同的過程裡，排灣文化也注入身體之中，像是將牛奶、米酒、咖啡三者調合在一起，僅僅是比例不同，任誰也不可抽離其一，少了一樣味道就不對。 在追求單一身份的封閉邏輯裡，人們規約唯一正解的選擇題，於是只得在 A 或 B 那無法跨越的括弧之間躊躇不定，我們聆聽兩邊的雙重召喚卻不得其門而入，在前進與後退之間擺盪徘徊，最終罹患雙重人格的精神分裂症。   我在學術的海洋裡遊蕩，從恆河沙數的思想裡尋找解答，才明白原來世上有眾多的人們處境相似，而我們並非孤軍奮戰。印度學者 Bhabha 便是當中一位，我從他的字字句句中讀出自己生為「混雜」的存在價值，而這些顯然是當今壁壘分明的解殖或權利運動所無法給予的。 他將自己的生命歷程以平靜的口吻說出，如今也進入我的體內共鳴 ── 即便這些敘事好似爬滿牆圮的厚重藤蔓，堆疊、複雜而難見其貌，但更適合用來表達這種攪和、糾纏、隱晦的情感。 這不是痛苦，而是混沌。如果生命註定無法清楚明晰，那麼它也自會有一套延續的方式，不是嗎？  

「在你唸出自己的名字之前，你是無名氏；有人回應你，於是轉眼間，符號、姿態、肢體語言的循環系統建立起來了，你從此都有權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一個既是異鄉又是家鄉的國度，你的人格一分為二，分道揚鑣，你會在一個雙重運動中遇見自己，一次是作為陌生人，而後則是作為朋友。」（Homi Bhabha）（註6）

（撰文／李建霖；編輯／陳以箴、Mata ‧ Taiwan；攝影／張家瑋）   附註

1. 參閱宋國誠，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
2. 澳洲政府於1909年至1969年間執行的同化政策，強行將十萬名原住民孩童脫離原生家庭，帶往白人家庭活政府機構照顧，迫使其忘記語言與文化，故稱失竊的一代。
3. 卡拉魯然部落會所制度分為三個階級。初入會所為 Djaukacuvung 階級，服役滿三年後依情況進階為 Maqacuvuncuvung 階級，再滿三年才進階至 Cama-a-cuvucuvung 階級，各階級負責的勞務不同，責任隨著階級而提高。
4. 參閱筆者論文，李建霖，2009，《模糊地帶：一位馬卡道族裔的族群認同》以及宋國誠，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這種為「原」與「非原」簡單地畫出一條分隔彼此的想像界線，建立在善與惡、生與熟、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邏輯之中，在於長久以來人們將族群或民族想像為淵遠流長、亙古不變的僵化模樣，正如Bhabha對於Fanon的評論：「過急的為『他者』命名」，恰巧是殖民者為被殖民者所設下的，然而被殖民者卻急著跳進這個框架。相反的，Bhabha認為有效的抵抗策略是去模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通過諷刺的策略來腐蝕權威，他所主張的不是放棄抵抗，而是退守抵抗邊緣，在抵抗的立場同時採取接近的姿態。
5. 參閱洪敏秀，2006，〈尋找媒地絲的混絲絞股：柯樂藤《尋找四月雨樹》中的移位介／界面〉，《中外文學》；或 Culleton 原著小說《In Search of April Raintree》，1983。加拿大媒地絲族（the Métis），歐裔白人與北美原住民混血的族群，métis 為法文「混血」之意。媒地絲族因狀況與台灣平埔族群相似，經常被台灣相關學者援引參照。
6. 參閱 HomiBhabha，2013:21，《全球化與糾結：霍米‧巴巴讀本》。

  編按

1. 安地列斯：荷屬安地列斯（荷蘭語：Nederlandse Antillen）位於加勒比海之中，原稱荷屬西印度，是荷蘭王國的自治國，其中 80% 為黑白混血種人，於 2010 年 10 月 10 日起正式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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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atthias Ripp，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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