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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年 7 月 6 日，澳門葡萄牙當局議定派船載人貨前往日本。這艘預定出航的大船（gran junco；junco o navío），由 junco 一字可確知，並非當時葡萄牙人的歐式遠洋船、或「克拉克大帆船（nau、carraca）」，而是東洋常見的中國式遠海大帆船，亦即所謂的「戎克船（junco = Junk）」。
該船船主或指揮官雖為澳門葡萄牙人，然而，操船者卻是異教徒船頭（mestre que era gentio），照當時情形，這位船頭大概是漳泉漢人舵工。此船將近搭乘三百名左右人員，乘客中，有上述的西班牙人 Pedro Gómez 與 Alonso Sanchéz 神父，以及葡萄牙人耶穌會 Francisco Pírez 等數位神父。船上乘員籍貫，除了這些葡、西人與漢人外，尚有馬尼拉土人、非洲黑人奴隸（cafre），也許應該還包括日本人等等。
此船由澳門出航後，旋即遭遇暴風所吹，途中又遇颱風或颶風（tufão），在海上飄盪 3、4 日，而於 7 月 16 日晨衝撞到臺灣本島的蠻荒海岸。眾人千辛萬苦登岸後，進而選擇某條河流旁築草寮當臨時居所，並準備用原船木板另造船隻脫困。
島上的原住民見船難，過來撿拾漂流的貨物，如布匹等。剛開始時，原住民試圖和平與船難人員進行交易，但雙方溝通有問題，互有殺傷。這些船難人員就在防禦狀態中待了將近 75 天，於 9 月 30 日成功離開，返回澳門。
葡人船難地點可能在今淡水
在一幅荷蘭人製圖家 J. van Keulen 所製作、呈現大約 17 世紀 50 年代臺灣的古地圖上，圖中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在艋舺一帶……，正反映了這個隱晦的事實。
這艘澳門葡萄牙人所使用的中國式帆船，到底在哪裡擱淺？
迄今，史籍只是模糊的敘述。有人說在臺灣西南部，有人說在北西部海岸，可惜都未引用直接證據說明。也許，這艘船是由漢人駕駛，無法如第二節歐洲船長一樣，留有航海日誌，讓我們可由日誌中所載船難的緯度與港灣特色，輕易判斷出現在地點。這次船難僅留下上述 3 種神父所寫紀錄，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從若干蛛絲馬跡來推測、想像船難的地點。
他們的帆船先經暴風吹離澳門沿海，7 月 11 日又遭颶風或颱風所吹，翌日則遇順風，繼續航往日本，但居然還走了 4 天才碰撞到臺灣本島的海邊沙灘，可見此次船隻航行並不順利。
他們原先在帆船擱淺的海邊築草寮待援，當地僅有一小湖（pequena lágoa），且因水質太差，因此再遷到半葡浬（legua），也就是約 2 公里半的一條淡水小河（ribeirinha fresca）之旁，準備利用破船木板另築一艘小帆船（junquinho）逃離船難之地，此外還築臨時房子、小教堂。後來他們聽說這裡離中國之境有 18 浬（légoas），即 90 公里左右。
這條淡水小河，海上潮汐可以進入，河水入海之前，有個小灣。漲潮或天氣好時，漢人的小形海船（soma pequena）可通過此灣。後來小帆船造好之後，他們就從這裡駛出，返回澳門。紀錄又說，溪河中可捉魚，附近有森林，可以捕鹿。所謂森林，由三種文獻參證，可知是指山上森林。
他們臨時房子與造船之地，離此山山腳估計有 1 葡里，亦即約 5 公里之遠，中間為一片石礫之地；山頂偶而可見高聳於雲端，山上有不少樹木、有些地方為一大片草地，不少鹿隻棲息其間，其中有些體型頗大，原住民在此用槍矛捕鹿。Gómez 神父等人甚至爬到山上，豎立大型木十字架。
有關附近的居民，紀錄說：當地無其他民族，只有原住民番社（aldeas），社與社之間距離約有 3 葡里之遙，常互相敵對。當船難人員登陸等候期間，番人曾一度駕駛以藤條（raízes como vimes）綁成的筏，載著米（aroz）、匏瓜（abobora）、 無花果（figos）、鹹肉（carne salgada），甚至可能是熊掌等物品前來與他們交易，但雙方因溝通不良，或猜忌而失控，互有殺傷，遂不再往來。
由上面描述，可判斷船隻在海上遭風後，仍然在臺灣海峽一直往北行駛，Gómez 記錄上所謂的未與 cabeça（頭）保持距離而遭致擱淺，cabeça 應該與第二節所述葡萄牙文獻中的海峽東北端，指北部某處突出、類似岬角之「頭」。進而，他們停留旁邊的「小河」，除有港灣外，9 月中，可容納劫後餘生將近 300 人的「小」帆船建造完成，在等候漲潮出航期間，繫在河邊的空船又遭風雨吹打，幸虧未被吹到海口，反而往回吹到離海稍遠，巨浪（rolo）無法損害之處。
這段資料，可排除地點發生在基隆一帶。可搭乘 2、300 人的空帆船被吹到離海口稍遠之河中還可停靠，在臺灣，恐怕只有北部淡水河有這個條件。進一步，暫時停留處與山腳有 5 公里之遠，似乎又可排除淡水河左岸的八里坌與觀音山。也就是說，1582 年葡萄牙人的船難地點，比較有可能在淡水河口右岸，記錄中所說的山，也許是大屯山或七星山。
記錄中所描述原住民泛舟筏交易的景象，也符合淡水一帶早期原住民的經濟活動。畢竟，17 世紀初的中文文獻已指出，雞籠、淡水原住民，在明嘉靖末，亦即 1560 年代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漳、泉之人「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夷人（原住民）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受易平直」。
F. Pírez 資料說，原住民因為常常說 cateos 這個字，所以就稱他們為 Cateos 人。此字，與臺北平埔原住民巴賽族語 katiu 一字發音類同（編按：巴賽族為凱達格蘭族一支），是「走、行走」的意思。同資料又說：他們曾聽聞更南邊的本島一端（ponta da Ilha）有一港口（porto），有兩、三艘的漢人小船（soma）到那裡交易鹿皮。這個更南邊的港口，似乎可推測定成臺北市的艋舺（即今萬華）。艋舺成為島內外交易之地，時間應可更往前推。至少，在一幅荷蘭人製圖家 J. van Keulen 所製作、呈現大約 17 世紀 50 年代臺灣的古地圖上（見圖 4），圖中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在艋舺一帶，即標名：Handel plaats（交易之處），正反映了這個隱晦的事實。
圖4
多一層想像，歷史或許更有趣
1582 年那場船難，以及神父所豎立的木製大十字架，地點是否真的在臺北淡水河岸，在大屯山或七星山上？本文無法蓋棺論定，還是保留給讀者想像與討論空間。
從上面的論證，大抵可知「1540年代葡萄牙經過臺灣海峽時，驚歎臺灣島之美，而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歷史敘述，推論與想像成分稍多點。目前留存的可靠文獻顯示葡萄牙人絕大部分指稱臺灣本島為 Lequeo pequeno（小琉球），反而是 1580 年代的西班牙人才比較確定以福爾摩沙來指稱臺灣。
進而，由本文第二節所略述的葡萄牙人航海誌來看，當時葡萄牙人所走的「澳門—日本」航線，其實大部分為 16 世紀漳泉人士的傳統東洋水路，即在臺灣海峽越過澎湖往東北，沿淡水、雞籠，經琉球到日本。這一方面說明：假如「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真的是由葡萄牙人為臺灣冠上，那麼，他們一定是看到臺灣北部的海岸之美。「經過臺灣東部海岸」的說法，當然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也說明：16 世紀歐洲古地圖上所標繪的東亞地點與地名，明代的漳泉海商與行船人提供了不少資訊。臺灣當時被稱為 Lequeo pequeno（小琉球），應該就是這個背景的反映。
結束前話稍離題一下，嚴格而言，有明一代，中國文獻或古地圖上所載之「大、小琉球」，大琉球指沖繩大概已無疑義。至於一般人認定為臺灣的「小琉球」，如果讀者肯多花一點時間涉獵當時各種文獻，讀史會充滿「驚異」：小琉球不一定是臺灣！為何葡萄牙人採用 Lequeo pequeno（小琉球）來標誌臺灣，倒是可以再重新研究。
其實，在西班牙文獻中，臺灣還有個很古典的名稱。如 1575 年西班牙 Martin de Rada 神父的遊記中，提到 Tangarruan 島，此字很明顯是「東番（Tang-hoan）」的對音。此名依然是明末漳泉討海人所提供的訊息，臺灣是大明中國之外的外國。
無論如何，歷史想像力畢竟是歷史研究一個重要環節，如同葡萄牙船員驚歎臺灣是美麗島（Ilha Formosa）而命名的論說，想像之作成分居多，對認識臺灣往事，卻不傷大雅。同理，荷蘭人未佔領臺灣的很久、很久以前，臺灣已在世界史舞台上露臉；面對零星史料，應該容許歷史想像力來編織歷史：
1582 年那場船難，以及神父所豎立的木製大十字架，地點是否真的在臺北淡水河岸，在大屯山或七星山上？本文無法蓋棺論定，還是保留給讀者想像與討論空間。
西班牙佔領雞籠、淡水後，1632 年時，文獻上提到淡水河附近有 Pantao（北投？）番社，番社頭目居然向西班牙神父耶士基佛（J. Esquivel）說：他是很久以前銷聲匿跡的西班牙人之子。你要不要相信？我選擇相信。因為這樣，臺灣早期的歷史才比較有趣。
關於作者
翁佳音，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主要研究領域為 17 世紀（荷蘭、西班牙與明鄭時期）台灣史。曾執行新港文書研究計畫，於 2004 年 12 月 13—25 日赴荷蘭蒐集相關檔案與資料、2004 年 2 月 2—8 日赴菲律賓馬尼拉、霧宿訪問及蒐集資料，以及 2003 年 7 月 16— 22 日赴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萬丹省考察訪問，蒐集雅加達國立檔案館新近出土之荷蘭台灣教會史料。
1986 年發表論文《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獲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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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ikipedia（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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