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曾被國民黨以國家機器，封印人民的記憶數十年，也影響了老一輩的台灣人教導孩子「有耳無嘴」及「千萬不要碰政治」這類的防身守則，於是對 1947 年後出生的台灣人，是缺席也被消息的歷史。 曾被消音，雖然解嚴後開始可聽到它的聲響，但多數台灣人的這段歷史記憶仍是慘白的，因為我們知道的還是太少；可是這麼嚴重的事件，並不會因執政當局刻意的禁錮，而減低對後代台灣人的影響，因為它化為不同的形式，來顯現二二八造成台灣人長時間與多面向受傷的歷史創傷病灶，而這些傷口不是血紅的，而是幽暗難辨的，更是社會的、心理的、情緒的、政治的。 歷史創傷如何對人們造成影響？
相較於台灣人較為熟悉的歷史創傷 ── 二二八事件，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則較少得到關注，但所造成的傷害卻同樣延續至今。 美國原住民族學者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 提出歷史創傷代傳模式（historical trauma transmittion model，HTT），歷史創傷定義為一組造成不同層面衝擊的創傷事件 ── 它是病灶，而非疾病本身。受此創傷而隱藏的集體記憶，或集體的不願記憶，是一代傳一代的，如同不適應的社會與行為模式（像是自殺、家暴或人際關係的不適應）是由歷史創傷引起不同社會失序（social disorder）的症狀。 歷史創傷又是怎麼造成社會失序的症狀呢？ 學者認為歷史創傷破壞原本的社會功能持續多年，甚至長達數個世代，然後再透過社會學習的機制代傳到下一代。父母輩展現出的症狀（如家暴）如同創傷及擾亂社會適應般的作用在孩子身上。 為了解釋原住民過往的創傷記憶如何進入到當代，研究納粹大屠殺歷史創傷的學者 Kellermann 提出創傷記憶的代傳過程可整合為以下層面，並強調跨世代代傳不同層次的交互作用： 一、文化的：百年前的美國原住民將創傷轉成集體記憶，且已經儲存於文化記憶庫裡（故事、傳說軼事都是提取記憶的線索)，直到今天仍持續地被記得與訴說。 二、社會的：目睹父母不當管教、暴力、虐待或酗酒的原住民孩子，其父母也目睹了上一代失去了尊嚴及未解的哀傷。 三、心理的：透過心理學對記憶機制的研究，可知現代原住民往往處於經濟與文化等弱勢處境，容易促發對長輩經歷窮困、被殖民政府強迫捨棄傳統文化的記憶。 四、生物的：受歷史創傷受害者的下一代，較易有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遺傳傾向。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 認為歐洲人也曾遭受創傷，但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去重構創傷的記憶及受損的生活，而美國原住民卻從來就沒機會去重組因應策略，因為一個接一個的創傷，一個接一個的失落；也從來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在不同創傷的空隙間，去預防集體創傷記憶的重現。 沒有可用的資源去重塑文化及認同，創傷變得一層又一層，並一直累積，因此影響了接連後續的世代。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748"]一個接一個的創傷，一個接一個的失落；也從來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在不同創傷的空隙間，去預防集體創傷記憶的重現。
因人口外流嚴重，面臨廢校危機的港口國小牆上，阿美族小朋友畫了部落耳熟能詳，1877 年當年部落勇士仍奮勇抗清的「大港口事件」。[/caption]
400 年以迄的歷史創傷，對原民影響深遠
相較於 68 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原住民的歷史創傷在 400 年前漢人祖先渡海來台後已相繼產生。 清帝國雍正時期，1731 – 1732 年間，今台中大甲的道卡斯族大甲西社聯合鄰近八社，因漢人土地進逼的壓力與官方過重的勞役，而起身反抗，後遭清軍先後以武力討伐與招撫，只有大甲西社仍持續抵抗，歷經七個月被討平，造成該社幾被滅村的命運。 1877 年，總兵吳光亮率軍屠殺現今花蓮大港口一帶的阿棉、納納等社 Pangcah（當地阿美族人的自稱）年輕人多達 160 餘人，是為「大港口事件」（或稱「奇密事件」），造成部落族人往南北四散逃亡。 隔年 1878 年，發生在現今花蓮新城與花蓮市的加禮宛（達固湖灣）事件，清軍攻打反抗的撒奇萊雅與噶瑪蘭族人，戰役後捉拿兩族部落青壯年，綑綁後集中於美崙溪畔全數屠殺。吳光亮並強迫噶瑪蘭族的加禮宛六社分散遷移至花東縱谷及東海岸，及撒奇萊雅族為了生存，隱藏身份依附在阿美族之下。 上述事件不僅造成道卡斯、阿美族、噶瑪蘭與撒奇萊雅族人重大的傷亡，也使倖存者被迫遠離原居地，原本的社群組織、文化慣習與生活方式頓時分崩離析；這樣的歷史創傷，倖存者與後代從未有機會得以面對、處理與復原，反而在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殖民政權下被隱匿與消音，但無形的傷痕記憶卻會透過上述的文化、社會、心理等途徑跨世代代傳，而以諸多經濟、教育、文化的不適應，及身心失序的外在形式呈現出來。 將大甲西社、大港口與加禮宛事件視為原住民歷史創傷的縮影，不想難見 400 年來，不可生數的原住民部落，遭受漢人族群與殖民政權各種的壓迫與暴力，而形成又深又長的歷史創傷。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上述事件不僅造成道卡斯、阿美族、噶瑪蘭與撒奇萊雅族人重大的傷亡，也使倖存者被迫遠離原居地，原本的社群組織、文化慣習與生活方式頓時分崩離析……
2013 年火神祭，撒奇萊雅與噶瑪蘭族人共同悼祭當年加禮宛事件中因抗清犧牲的族人。[/caption]
面對歷史才能真正和解共生
在二二八事件 68 年後，回望百年前的原住民歷史創傷，不只提醒我們國家暴力造成的傷口需要透過轉型正義工程的落實才得以平復，也彰顯出漢人族群需集體承擔先祖來台後，對原住民土地的侵佔而遺留下來的罪責，正如 1987 年台大《高山青》雜誌第五期社論中所述：若漢先民之後裔在『物質上』繼承了其先人的『財產』，在道義上，是否有任何理由推卸繼承其『負債』的責任？
「若漢先民之後裔在『物質上』繼承了其先人的『財產』，在道義上，是否有任何理由推卸繼承其『負債』的責任？」
於此提出兩點一般人民與政府應努力的行動方向： 第一、 漢人族群應認知原住民族是早於漢人來到台灣的族群，有其久遠的歷史、豐富的文化，多元的族群及生活的傳統領域，且需認識原住民受殖民者不公義對待的歷史，藉此覺察並反思自己看待原住民的態度與對待族群他者的行為。 第二、正如同二二八、白色恐怖，乃至於陳文成與林家血案真相仍未明，責任歸屬尚未釐清，轉型正義諸多工程皆未完成。既然遷徙來台的國民政府總是教育人民，中華民國乃繼承中國道統與法統，至少最基本的，應向明鄭、清帝國、中華民國等政權下受國家暴力之害的全體原住民公開道歉，並為原住民歷史創傷事件塑立紀念碑，相關歷史應納入教育課綱，並提供以原住民為主體的訴說與療癒平台。 在真正的共生和解之前，希望我們更能勇於面對這塊土地歷史的幽暗傷痕，如此才有轉身擁抱的溫柔與面向未來的力量。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朱世宏，花蓮達固湖灣大學人類發展學系碩士生。愛原住民？想關注、參與更多部落大小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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