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獲《巷仔口社會學》授權轉載／作者：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 我上課的時候會問學生以下問題：「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1) 黑人/非裔美人，(2) 白人，(3) 印尼人。」大多數的同學露出「老師，這問題太簡單了吧」的表情，回答當然是(1)，少數反骨同學懷著「其中必有詐」的揣測說是(2)。曾經有一位很兩光的同學說是(3)，誤以為歐巴馬在印尼出生。偶爾，有人舉手問：「可以有一個混血(mixed)的選項嗎？」
【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沒錯，歐巴馬是黑白混血，爸爸來自肯亞，媽媽是美國白人。那麼，為什麼人們，包括媒體，都理所當然地將他分類為黑人？這個謎題揭露了：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
歐巴馬被「種族化」了「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歐巴馬被「社會建構」為黑人：首先，因為我們習於從父親來界定子女的族群身分，反映出父系優先的親族秩序以及家庭內的性別權力。那麼，如果歐巴馬的父母倒過來，變成白人爸爸、黑人媽媽的組合，他是不是就會被界定為白人呢？我想也不會，原因在於黑白的種族分類不是平行的類別，而是階層的高低。
美國在黑奴時代曾用「一滴血政策」（one-drop rule）來界定人們的種族，只要你的基因庫裡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不能被認定為白人。由於當時有許多白人領主與黑人女傭生下的孩子，他們不會依父系原則被認定為白人，而是按照一滴血政策被歸類為有色人種。越強勢的族群，越有權力來畫定與捍衛界線，以保障特權與資源的佔有。
最後，膚色等外形差異其實是連續分佈的光譜（比方說，黑中帶白、白中帶黑），然而，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是互斥、甚至二分的類別（非黑即白），其間的界線不容踰越或混淆。來自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大師Stuart Hall曾經說過：「我在英國變成了黑人」。他的母國有著複雜的殖民與移民的歷史，當地人們會依據膚色的樣態、血統的混雜分成十多種細緻的分類，到了英國留學後，人們卻只喊他「你，黑人！」，從此烙上被歧視的他者身分。 「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既然被視為「自然」的事實，那就不可改變、無庸置疑，也強化人們對越界通婚或混種後代的恐懼。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 (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 種族主義是什麼？2009年7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Henry Louis Gates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201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17歲的黑人孩子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
Zimmerman 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聯想到社會新聞、好萊塢電影裡的危險黑人形象，從而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
2013年7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被白人槍殺的Trayvon Martin，是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以上的故事，跟另外一個概念「種族主義」有關，這個觀念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影響我們如何認知他人以及進行人際互動，例如那個白人Zimmerman認定黑人「一定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必須「正當防衛」。
所謂「種族主義」，是指伴隨著前面說到的「種族化」過程中， 弱勢的群體，不僅被看成共享自然本質的集體，也被再現為必然劣等，相對於優勢群體有著不可消弭、無法共存的差異。 這個概念要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的偏見（只是壞心眼的少數人），而是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係（多數人有意識或無心地參與其中）。這樣的結構體制，透過文化與知識的生產、國家政策與社會制度的訂定，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影響到不同人群在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分配。 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往往對「他群」（與我們不同的人）抱持種族化的刻板印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這個概念指的便是人們會用簡化資訊來假定某個種族的特性，執法者便依此對此群體提高警覺或加強調查。統計發現，美國的黑人男性被警察無故攔下的機率遠高於其他族裔；在反恐的氛圍中，中東或穆斯林人士在通過機場海關時容易受到盤查或搜身。即便是透過教育與社會流動攀爬上地位階梯的黑人男性，仍無法避免「種族貌相｣導致的歧視待遇。例如，2009年7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Henry Louis Gates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台灣有種族主義嗎?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2013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行文至此，似乎都是發生在外國的例子，你或許在想：台灣有種族主義嗎？讓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湯英伸是在阿里山部落長大的鄒族孩子。他曾經就讀嘉義師專，但無法適應學校的軍訓文化而休學。1986年，時年18歲的他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九天後竟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根據週遭同學所述，湯英伸是個純良的山地青年，為什麼他才到都市短短幾天，就變成殺人兇手？因為他受到仲介業者的欺騙與敲詐，雇主強制他每天工作17小時以上，不時羞辱其為「蕃仔」。湯英伸想要辭職，卻被雇主扣留身分證不還，不僅沒領到工資，還要被扣留押金。湯英伸一時情緒失控犯下罪行，雖然社會各界呼籲槍下留人，湯英伸終究成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台灣的原住民，也是漢人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在我成長的 1980 年代，原住民仍是一個族群的污名。
上電視參加歌唱比賽的高金素梅只說自己是姓金的外省子弟，掩飾淡化了母親的泰雅族背景。原住民的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特定的場域，如歌唱與運動，原住民的表現更甚漢人，雖然這也成為新的種族刻板印象。
在「新台灣人」國族認同打造的過程中，原住民被納入「四大族群」的論述中，甚至在象徵的層次上取得代表性位置，比方說，國際參訪的台灣團，多透過原住民服飾與文化來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然而，原住民的核心地位僅僅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甚至流於膚淺展演、錯誤妝飾（註一）。
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2013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我在進行外勞研究時重讀湯英伸的故事，驚訝地發現他的遭遇與外勞有許多類似之處：被仲介剝削、被雇主控制、被視為野蠻人、扣留護照與押金、不自由的勞工。隨著原住民被納入「新台灣人」的內涵之中，「外勞」與「外籍配偶」成為「新的種族他者」，淪為社會歧視與經濟剝削的主要對象。 低劣的種族他者彰化有市場店家發起拒賣菲律賓人運動，張貼「我家的豬肉不給『非人』吃，請不要槍殺我」標語，也有因打工或婚姻來台的菲律賓人在街上被毆打或遭辱罵。
隨著國際遷移的頻繁與擴大，外國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來者 (outsider)—經常成為種族化的主要目標。然而，並非所有移民都面臨同樣程度或形態的種族化。
比方說，主張管制移民的法國右派人士，指的移民通常是膚色深的阿爾及利亞人，而非實際上人數較多的葡萄牙人。這樣的現象呈現出：某些群體被認為具有歷史或文化上的親近性，可以變成「我們」的一部份，而其他群體被標舉出有根本差異，是不可同化的永遠「他者」。
種族同質性相對高的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初開放東南亞外勞之際，曾引起相當的焦慮與恐慌。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趙守博有以下發言： 開放外籍勞工進口，很可能變成變相移民，我們到底能不能容納外來移民？能不能和外來勞工一起生活呢？我想，如果我們調查願不願意在台灣有泰國村、菲律賓村、馬來村，讓這些外國人跟我們分享我們這裡的就業機會和所有的一切，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同意 (註二)。 趙主委對接納外勞的保留態度，建立在幾項未明說的假設上： 一、東南亞外勞來自落後國家，必然會想要移民享受台灣的先進生活； 二、移民不是勞力與資源的提供者，而是機會與福利的掠奪者；其三，他們沒有辦法被成功整合與同化，將會以隔離的方式居住與生活，衍生種種社會問題。 台灣的社會新聞以及台灣民眾的觀感，特別是引進外勞的初期幾年，充斥了種族歧視的刻版印象。 一方面，把外勞母國的經濟弱勢，歸咎於基因、氣候等「不可逆轉」的因素，如有台灣雇主把菲傭的偷竊解釋為因為菲律賓人是「海盜的後裔」，或認為這些國家的低度發展，實源於熱帶地區的人太過懶惰。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弱勢，又被認為是導致其人民在品格與習性上「難以避免」的缺陷，例如，女性移工被污名化為進行「假打工、真賣淫」，會為了逃脫貧窮而出賣肉體。地方新聞也屢屢報導荔枝被偷採、雞禽豬隻遭竊的事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遭竊的農民往往指控或暗示外勞為嫌疑犯，認為這麼便宜的東西只有外勞才會偷。 （未完，下接第 2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