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根據族人說法，穿山甲根本不是當地太魯閣族人的主要獵物；經法扶律師陳采邑在部落了解後，確認銅門山區傳統領域沒太多穿山甲供捕獵，「也不可能以目視方式用獵槍打到，鋼索亦無法捕捉鱗片滑溜溜的穿山甲，更不是族人習慣食用的物種，沒有人會想要獵捕。」
但為何這次祭儀會申請狩獵穿山甲呢？
去（2015）年太魯閣族感恩祭期間，村辦公室僅申請山豬、飛鼠、獼猴、野鼠及魚蝦蟹等物種，但卻有獵人因狩獵山羌、山羊及水鹿等非核准範圍物種，而被盤查與逮捕。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與陳律師均認為，這次族人會申請的原因可能是村辦公室害怕像往年一樣，只因為漏報了什麼物種被動輒被逮捕，索性依照《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一字不漏」地申請，「連『山老鼠』這個名詞都抄下去了，甚至兩個村寫的完全一模一樣」，沒想到全過，申請通過後卻才又發生 CITES 全面禁止穿山甲交易之事，引發關注。
而最無奈之處在於，當前申請與核准的「遊戲規則」是政府要求，附表也是農委會制定的，族人在這過程中，完全無法依照其慣俗禁忌（例：狩獵前無法預測獵物）與實際生活經驗（例：穿山甲非主要獵物）去參與法律的制定。但引起爭議後，卻又由整體原民社會擔負罪名。
而原住民族對土地治理的主權，也在這樣的風波中，再次成為犧牲品。
但同時間，我們也可能忽略一件事，那就是對於野生動物保育團體而言，問題根本不在於「土地歸誰管」、「誰訂定法律」，因為某些瀕危物種的保育，是遠優先於國家主權與法律制定權的討論。換言之，穿山甲不能打就是不能打，就算原住民族早已獨立也是一樣。
以國際捕鯨爭議為例，日本捕鯨早在西元前 131 世紀就開始，是日本傳統飲食文化無誤，但其捕鯨活動多年來仍引起紐澳等國家的抗議與反對，並多次與保護鯨魚的組織在海上爆發衝突，甚至持續向國際法庭提出控訴。即便日本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仍必須面對其他主權國家的質疑。
許多族人認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已於台灣維持數千年，直至外來者來到，商業行為影響，才開始影響物種的永續；殖民者造成的結果，需要原住民族才承擔，也造成族人的相對剝奪感。
許多野保專家也認同，適量的狩獵行為有助於永續生態的維繫，但這當然不代表對任何物種都可以同樣看待；當代的生態現況即便不是原住民族所造成，也不表示彼此不應共同承擔與面對。
簡言之，一個物種的消失是全地球人的事，其重要性早已超脫族群權益與主權，這是為何類似這次的事件會引起巨大的關注。
保育與狩獵，本不應處於對立面；原民主權的歸還，也不代表沒有永續的生態管理 ── 但如果現階段雙方永遠不以各自最在意的點去討論，也就是確立原住民族主權，以及直接回應野保團體對生態維繫的憂慮，未來只會讓雙方的討論成為兩條平行線，永遠沒有交集的一天。
類似這樣的事情，將來必定還會發生。筆者認為，與其每每犧牲原住民族的話語詮釋權，不如嚴之將類似事件作為一個部落，甚至是一個族群的公關或外交事件看待，以部落或族群為主體，達到團體內的共識，並主動與政府部門和其他相關團體交涉、討論，透過實質行動掌握詮釋權，也才能逐步落實原民自治的培力與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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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Skink Chen，CC Licensed[/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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