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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研究中，有一個『微侵略』的概念，譬如在美國社會裡，碰到印第安人會問：你是印第安人，為什麼不會講印第安的語言？你膚色這麼白，怎麼看起來不像印地安人？而這樣的問題，在無形中其實會造成印第安人許多情緒上的問題，而在台灣，則是會問原住民『為什麼那麼愛喝酒？』國外則將這種『微侵略』的現象和憂鬱症連結在一起。」
如今，在 Ciwang 就讀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校園中，許多教授都是印第安人，而她的研究更特別聚焦歷史創傷對當代原住民的精神健康影響，置於大家族、家族記憶、社區脈絡下探討。
華盛頓大學還有一個原住民健康研究中心，成員有夏威夷原住民、尼泊爾原住民、印第安人等。在美國印第安人歷史中，曾有段「寄宿學校時期」：他們必須離家、被禁止實踐印第安人習俗，且有身體的懲罰，而這些記憶，使孩子成為父母後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只和家人保持距離，更無法成為好的父母，
而這些案例在 Ciwang 去年回鄉田野調查後，有了突破的成果；她發現，有族人即便面臨自我認同的挑戰、經歷創傷，但他們卻依舊維持良好健康，無酒癮或憂鬱症等精神健康相關問題；據 Ciwang 的研究，落實傳統文化是重要關鍵，例如透過狩獵文化減緩喝酒頻率。Ciwang 強調，過去談論原住民族的論述容易太過負面和悲情，忘了講出文化的正面與值得被保存的面向，而這正是她的研究最想解決的問題。
Ciwang 與她在華盛頓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Indigenous Wellness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的夥伴：Katie Schultz（中），來自 Choctaw Nation，Chris Charles （左），來自Cowichan、Nanaimo 和 Duwamish 三個族群。
不只把台灣原住民帶往世界，未來要爭取太魯閣族自治
「對我而言卻是一定要回家。」為什麼要回家？因為在 Ciwang 心中，太魯閣族的自治仍是她未完的夢想。
Ciwang 目前的社會行動可分為兩部分：一為在國際上替台灣原住民發聲，二為爭取太魯閣族自治。
在 Ciwang 參與的國際論壇經驗中，講述台灣原住民處境都無法提到台灣，講了就會被大會喊卡，只能透過非官方活動讓參與者認識台灣，而參與聯合國常設論壇也只能附在其它組織下，無法用台灣名義直接參與。
2014 年，Ciwang 代表原住民和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前往華府遊說。一般來說，去華府遊說很少有機會提及台灣原住民，但 Ciwang 卻從台灣原住民聯合國和 WHO 權益被忽視開頭，表示在與各國原住民接觸過程，他國原住民都鼓勵台灣原住民應要走出去，讓世界聽到他們的訴求，成功引起聽眾的興趣，「在未來，我也希望邀請美國印第安人一同加入遊說團。」
「別人都說我是從自己的家鄉走出去到美國，這樣的過程是好的，但對我而言卻是一定要回家。」為什麼要回家？因為在 Ciwang 心中，太魯閣族的自治仍是她未完的夢想。
在推動太魯閣自治的過程，Ciwang 表示自治必須要以族群做分別，因為每個原住民族都有不同的差異和訴求：
「當我們談自治，這就是一個爭取主權的概念，原住民族有自然資源和土地的管理權，當涉及到土地議題及管理權利，往往引發原住民族和政府單位之間的衝突及角力 。」
例如 2005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通過後，包括 2005 年天祥酒店 BOT 案、2007 年興建蘇花高速公路，都是透過《原基法》第 21 條去向政府交涉，但因為沒有約束力的罰則，類似案例一犯再犯；而 2014 年底，反亞泥自救會則是在歷經 20 多年的努力下，終於在 2014 年拿到土地權狀。
推動族群自治運動很辛苦，但因父親對 Ciwang 的全力支持讓她沒有後顧之憂。她認為，人跟人之間重要的是表達的方式，出了國她又發現這個世界很大，要和美國人講台灣又是更大的問題，過去是把原住民和台灣切割，較為族群本位主義，但在國際上談台灣原住民就必須從台灣談起，讓她學習不在原住民框架內來看事情。
「完成學業後，一定回到台灣，最希望能去教書，而選擇要去教書，是因為認為年輕人的培育很重要，另外則是因原住民的研究或許很多人在做，但是在原住民與國際接軌這塊卻很少人在做。」
因著和全美最好的研究中心華盛頓原住民研究中心有很好的聯結，Ciwang 參與了許多國際活動，卻也驚訝於亞洲地區原住民和世界的脫節，因此希望未來能擔任牽線橋樑，畢竟少了連結，就會少了聲音。出去之後，她和家鄉的聯結更加強烈，且不斷思考要如何把所學帶回來。
Ciwang 站在指導教授的門口，門上是她撰寫關於太魯閣族的文章
太魯閣自治的下一哩：族群文資的建立與公民意識的覺醒
這是一條漫長的過程，有些族人朋友會稍微消極的說道：自治，政府怎麼可能給我們自治，他們不可能給的。
至於太魯閣族自治運動，Ciwang 表示目前癥結點要回到族人對自治的認知，因此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民意識的覺醒；太魯閣族的的學生青年會也曾舉辦類似「市長給問」的「公民提問」（候選人出席率八成），但最終效果仍有限：
「這是一條漫長的過程，有些族人朋友會稍微消極的說道：自治，政府怎麼可能給我們自治，他們不可能給的。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非原住民族朋友提問：原住民為什麼要爭取自治，台灣不是已經沒有殖民了嗎？
這些都反應了在公民意識的覺醒這塊，我們還需要更努力，當有更多的公民意識到社會正義的價值，原住民族自治就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就我們族群來說，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過去曾在花蓮或是部落舉辦過紀錄片或是與原民議題相關的座談會，迴響都很不錯。」
而從與族人解釋政府的土地觀點與祖靈（Gaya）信仰對土地關係的差別，亦讓 Ciwang 了解，如要走到自治，在那之前必須協助族人把對歷史、文化的知識建立起來，要把太魯閣族的文化資產確立。
Ciwang 表示：「現在也有非常多的台灣原住民青年在投入原民運動：例如當年一同關心蘇花高議題的阿美族青年 Lisin Haluwey，這幾年來在許多原住民族議題，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阿美族的 Nakaw Putun，學藝術的她在花蓮開了一間名為 Wata 的店，爺爺是阿美族頭目，開店後就把店面當作當地藝術者的平台，主題和海洋、土地和自然資源有關；美麗灣運動中的靈魂人物，阿美族青年林淑玲；就讀成大的 Savungaz Valincinan，創成大原住民社團，太陽花運動期間在場外擔任場控。還有曾任《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的 Mayaw Biho 等，都是很值得敬佩的原住民族青年。」
「夥伴、團體的支持也很重要，一個運動的成功不是單打獨鬥而來，一定要有組織，因為即便人走了，組織也還在。出國不一定是好，卻讓我有不同的生命經驗，當接觸的人更多，合作就顯得重要，因為原住民族議題是複雜的，不可能透過單一專業，就可以解決所有當前的問題，唯有透過合作，不同專業、群體、組織、甚至跨國之間的交流及對話，才可能找到讓原住民族議題找到更合適的解決辦法。」
「一路走來：我看我自己，我今天是讀社工，但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原住民自治，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念法律或政治，但自治是我們自己能管理自己事務的概念，而社會工作是把很理論的概念和價值落實，強調問題解決及預防，因此這個專業對我而言，在現階段原住民族議題的因應上是相輔相成的。
自治需要短中長的階段，很多人說的自治是政治上的，但自治也包含文化上、教育層面，以及讓台灣內部認識太魯閣族及其他原住民族，而推動台灣原住民國際化也是在這個脈絡下。
短期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強化自我的認同，透過認同促進族人的自覺及公民意識 。當大家都共同意識到捍衛族群權益的重要性， 自治也才能推動。此外，在原住民族運動的論述上，需要強調族人的復原力，透過強調我們有哪些好，才能進而強化原住民族年輕人自我認同以及身為原住民族的驕傲感，進而凝結更多關心族群議題的能量。」
（原文標題為 〈【未來大人物】Ciwang Teyra的太魯閣族自治夢：「別人都說從家鄉出走到美國是好的，但我最後一站定會是台灣。」〉，原作者為吳象元）
台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前會長 Ciwang Teyra，在反亞泥路跑現場講述此地名為太魯閣。（照片提供／地球公民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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