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反人口販運」（anti-trafficking）一詞在 NGO 圈或對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而言，應該並不陌生。根據 2009 年公布的〈人口販運防制法〉，「人口販運」的定義，除了指透過不法方式迫使人從事性交易外，亦包括：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器官摘除等不同形式的剝削。
國家主導「反人口販賣」，是兩面刃？
「反人口販運」的在地歷史可追溯自 1980 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對少女（其中許多為原住民少女）遭原生家庭販賣，被迫從事性行為之現象產生關注。因應此議題，「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原「終止童妓協會」）等團體接續成立；1988 年，婦女團體與原住民團體並展開「1988 年救援雛妓大遊行」。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政府單位的回應卻似有意無意的有種「驕傲感」── 似乎讓越少移民進來，越能證明他們確實「抓到」了「假結婚」的嫌疑犯……
1988年1月9日「救援雛妓大遊行」。（圖片來源：http://goo.gl/JK7PPB）[/caption]
2000 年之後，由於聯合國、美國、歐盟對「人口販運」議題以及國境控管的關注，連帶影響台灣對此議題的重視，政府挹注許多資源進行「人口販運防制」。民間團體（例如，以「反人口販運」為創會宗旨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以及之後加入此陣營的「勵馨基金會」）也組成「反人口販運聯盟」，呼籲對此議題的重視。除了組成聯盟，監督政府在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上的努力，這些團體同時也接受政府委託，以公辦民營、或行動方案等方式，成為政府在民間的「夥伴」，協助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庇護。
乍看之下，「反人口販運」並無什麼不妥，任何形式的剝削 ── 性剝削、勞動剝削、身體剝削，本就應該被看見、譴責、防制。然而「反人口販運」的興起有其特定脈絡，過去也已有論者為文檢視台灣的「反人口販運」，在美國主導、由上而下的全面發動下，除了迴避了外籍勞工勞動剝削的處境，亦淪為政府控管國界的障眼法，與混淆民間視聽的假議題。
身為社會工作者，我曾與台灣政府對跨國婚姻的嚴格管控正面交手，在「假結婚、真賣淫」這類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新移民的特定印象下，政府對東南亞跨國婚姻之管控從國境之外就已開始。婚姻移民必須通過官方辦理的「結婚面談」，才能順利來台與配偶團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團體與政府單位的協商過程中，當團體質疑政府透過面談、訪視等手段，管控婚姻移民入境與居留的權利，恐有「戕害家庭團聚權」之虞時，政府單位的回應卻似有意無意的有種「驕傲感」── 似乎讓越少移民進來，越能證明他們確實「抓到」了「假結婚」的嫌疑犯，因此捍衛台灣國土安全有功。這樣的思維，現在回想起來，大抵和「反人口販運」脫不了關係。
如果「反人口販運」是兩面刃，其在幫助了人口販運被害人的同時，也賦予了國家更多權力，對人民進行管控。那麼，究竟「反人口販運」產生了哪些問題？
接下來，本文將翻譯 Briarpatch Magazine 於 2010 年時收錄的一篇很有趣的訪談對話錄，訪談的對象為 Nandita Sharma 與 Jessica Yee。Nandita Sharma 為社會運動者、學者、以及《反人口販運的修辭以及構建種族隔離》（Anti-Trafficking Rhetoric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Apartheid）一書的作者；Jessica Yee 則是「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的負責人。這篇文章雖是舊聞，但現在看起來仍充滿真知灼見，期待透過引介與摘譯，能帶給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多一點不同的想法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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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Nandita Sharma）（圖片來源：http://goo.gl/59rw3g）[/caption]
「反人口販賣」運動使移民處境更加艱困
問：政府與媒體如何使用「性奴隸」一詞創造道德恐慌（moral panic）？對移民女性從事性工作的影響為何？ Nandita Sharma： 大多「反人口販運」的支持者，都希望能降低女性進入性工作的可能性，並主張以懲罰性工作，作為防止移民女性進入性產業的手段。例如，在加拿大，國家對移民女性從性工作的監控越來越嚴苛。警察在維護「公序良俗」、「公共健康」的旗幟下，增加對脫衣酒吧、按摩店的查緝；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移民警察（immigration police）尋索所謂的「人口販運被害人」。 當然，大多數的移民女性並不從事性工作。但對那些從事性工作的女性而言，她們面對最大的威脅之一，就是她們的公民地位。缺乏永久居留的權利，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十分脆弱。這些移民女性或依靠短期工作簽證居留加國，或被迫非法工作。而雖然加國人民對性產業的需求很高，但移民卻不可能透過從事性工作取得合法居留加拿大的入場券。 「反人口販運」運動打擊這些女性的工作能力與機會，同時，也進一步正當化「女姓不應該涉入性產業」的想法。最後，這些被創造出來的道德恐慌，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艱困。 問：「反人口販運」如何與促進「女性權利」與「女性能動性」這些目標絕緣？ Nandita Sharma： 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移民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過去十年，世界各地的政府陸續通過「反人口販運」相關法律，「第一世界」（First World）國家更爭先通過限制移民合法進入國家的政策法令，使得許多跨國移動的人被認定為「非法」。 反人口販運立法常被用來對付「非法移民」。「反人口販運」往往不譴責那些限縮移民權利、迫使她們處於「非法」狀態的法令政策，而是針對那些跨越邊境的人民。由於在現代世界中，若缺乏協助、或官方認可的文件（例如簽證、護照），跨越國界的移動幾乎不可能達成，因此「反人口販運」也懲罰那些媒介移民跨越邊境的人，透過這些方式，反人口販運合法地強化國家對邊境的管控。「反人口販運」運動…… 創造出來的道德恐慌，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艱困。
反人口販運與對女性剝削無關
問：若不將女性設定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我們如何對抗性產業對女性的剝削？ Nandita Sharma：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從性工作者本身得到線索。性工作者組織一直致力於促進性工作更加安全、有尊嚴、報酬合理，她們的首要任務是反歧視（decriminalization）。然而「反人口販運」卻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反人口販運」加重了對性工作的查緝與懲罰，尤其是針對性工作媒介者。 事實上，終結性工作、與提倡性產業工作條件這兩個理念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歧異，其癥結點在於 ── 女性究竟有無權利從事性工作。「反人口販運」陣營認為女性只要從事性工作，必然會受到剝削。但是我和多數性工作者的組織，並不認同這種說法。 如果人們停止對性工作者的歧視，性工作是可能更安全與有尊嚴的。除了對抗歧視之外，我們同時也應該支持性工作者組成工會組織 ── 這正是在印度、孟加拉、舊金山、許多地方的性工作者組織正在努力嘗試的。對女性而言，性工作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個可能的選擇。我們需要理解，人們需要工作，而性工作，對許多女性而言，即是一個可能的選項。「反人口販運」陣營認為女性只要從事性工作，必然會受到剝削。但是我和多數性工作者的組織，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如果人們停止對性工作者的歧視，性工作是可能更安全與有尊嚴的。
終結對女性剝削：反資本主義、保障性工作，並保障人民自由移動權利
再者，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對女性的剝削，我們必定要挑戰資本主義，因為它是所有剝削形式的根源。無論我們是在性產業、餐廳、大學工作，我們都可能面臨被資本家、或其他因剝削勞工而獲利的人剝削的處境。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剝削，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 長期以來，女性主義者致力於倡導女性應得到自由，而自由，包括掌控身體、與情慾的自由。因此，女性主義者的抗爭，不該排除對從事性工作女性的支持。 對「反人口販運」持批判態度的人士常被扣上「不關心女性」的帽子，他們被控訴為不關心那些被綁架、被毆打、被俘虜、被剝奪報酬、或是護照、身分證件被奪去，以致自由受控制的女性。然而，我們應該認知到的是，這些犯罪行為早已規範於加拿大的〈刑法〉（Criminal Code）之中。綁架、毆打、強暴、剝奪報酬、強制扣留證件都是非法的。如果在既有法律的規範下，警察對取締這些犯罪行為與保障女性安全，似乎沒有太大興趣，那麼，為什們人們會認為，新制訂「反人口販運法」就能保障女性的安全呢？ 相較於「反人口販運」法制化，我們更當要求的，是保障性工作者和其他勞工一樣，能有基本的健康與安全保障；以及無證勞工（illegalized worker）也應擁有與一般勞工一樣的權益，以消弭對無證勞工的制度性歧視。懲罰媒介女性移民進入國界的人，絕不是保護女性的唯一管道。 問：如果限制性移民政策，反倒造成「被販運女性」受剝削，我們當如何保障移民女性的安全？ Nandita Sharma： 讓移民女性更加安全的唯一之道在於「去刑罰化」（decriminalize）。我們應肯認人民有自由移動的權利。如果當代女性能自由移動 ── 不需承受刑罰；不需偽造文件；不需藏匿在船艙或運用其他更危險的交通方式 ── 她們的人身安全會更受保障。 反之，「反人口販運」立法以取締無照移民仲介作為政策目標，增加移民跨越邊界的成本，結果是使得移民必須借款、欠債，才能完成移動的夢想。況且，由於對仲介的刑罰越發嚴苛（在加拿大，相關刑責最重可判終身監禁；在美國，可能被判到死刑），使得他們引介移民跨越國界的路線越來越危險，以規避查緝－跨越沙漠、翻山越嶺成為家常便飯，許多移民在這樣的過程中失去生命。由此可看出，「反人口販運」立法，雖名為保障女性，但實是使移民女性面臨更大的安全威脅。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對女性的剝削，我們必定要挑戰資本主義，因為它是所有剝削形式的根源。
關注女性遭剝削，也要回過頭來關注國內原住民販運問題
問：請妳談談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面對的強迫勞動與剝削處境。而對原住民的特定歷史脈絡而言，妳對「販運」（trafficking）這個詞彙的看法為何？ Jessica Yee： 在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遭受強制勞動與剝削處境，已有長達 500 年的歷史。有趣的是，媒體似乎是到現在才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突然之間，大眾開始關心起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性，也開始意識到，18 歲以下的原住民女性受到性騷擾的嚴重性。雖然媒體直到現在才開始關注這些議題，但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原住民，他會告訴你，女性被強行帶離原住民社群、政治與權力地位被弱化，根本不是件新鮮事。 我認為「販運」這個詞彙難以真實表達加拿大原住民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身為原住民女性，我經歷許多壓迫與暴力。在街上，在辦公室，我都可能遇到性騷擾與惡意對待，而我的經驗告訴我，國家或是警察對我的幫助往往是薄弱的。由於原住民女性被認定為較劣等，因此對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常被「正常化」，也成為原住民女性普遍內化的認知。 人們討論到「人口販運」時，性工作、與牽涉國界跨越的人口販運常是被關注的焦點。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是，性奴隸與強迫性行為不是剝削的唯一形式，我們也應關注國境內部、針對原住民的販運。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290"]性奴隸與強迫性行為不是剝削的唯一形式，我們也應關注國境內部、針對原住民的販運。
政府與媒體，不過是運用貌似左翼與捍衛人權的說詞，來推動右翼保守的政策。（Jessica Yee）（圖片來源：http://goo.gl/g8Dn1O）[/caption]
反性工作，是「拯救」女性，還是「殖民」女性
許多人混淆「販運」與「性工作」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認為性剝削是強迫勞動的各種形式中最嚴重的議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國家將全副精力投入在查緝色情按摩店、以及取締性工作者的結果是，那些被販運、被強迫跨越邊境的人得到更少的關注。 這些行動美其名為「拯救」女性脫離火坑，但實際上卻是更進一步「殖民」女性的身體、空間、以及剝奪她們的自主選擇。 問：你可以談談「反人口販運」運動如何影響從事性工作的原住民女性嗎？對於政府試圖將「反人口販運」，操作成對女性權利的支持，妳有什麼看法？ Jessica Yee： 最近，加拿大薩克屯（Saskatoon）的保守派議員 Brad Trost 試圖提案、取消政府對「加拿大性健康聯盟」（Canadian Federation for Sexual Health）與「國際生育計畫基金」（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und）的補助，因為這兩個組織支持性工作與墮胎權。為了合理化他的提案，他辯稱他真的很關心女性，並且關注女性如何被暴力相待、被強迫以性工作做為職業，因此才衍生墮胎的需求。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因為由此可看出，政府與媒體，不過是運用貌似左翼與捍衛人權的說詞，來推動右翼保守的政策。 將販運等同於性工作的誤解，反映的是對性工作本質的無知。多數「反人口販運」陣營並非由性工作者組織，這樣的脈絡，使得「反人口販運」運動常使得性工作者二度受害。 反之，「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與「多倫多性工作者行動方案」（Toronto Sex Workers Action Project）結盟，促成「原住民性工作者外展與教育方案」（Aboriginal Sex Worker Outreach and Education Project）。這是一個尊重女性選擇（pro-choice）、也是加拿大第一個由原住民女性自己運作、服務原住民女性的方案，而不會只告訴女性如何脫離性產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那樣的工作取向是沒有用的。 我認為政府將「反人口販運」包裝成捍衛女性權益的形象，是很危險的。人們不僅應起身對抗這樣的操作，也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對性工作的誤解。 這些誤解影響著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MTV EXIT（EXIT：End Exploitation and Trafficking，終結剝削與人口販運）正是一個赤裸裸的例子，解釋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如何被影響。MTV EXIT受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等機構贊助，到許多被認定有「性販運」（sex trafficking）的國家，展開拯救女性的行動，使得許多原住民女性因從事性工作而被逮捕。西方的「反人口販運」陣營以捍衛人權之名，侵害她們的生活。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7"]我認為政府將「反人口販運」包裝成捍衛女性權益的形象，是很危險的。人們不僅應起身對抗這樣的操作，也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對性工作的誤解。
MTV EXIT台灣宣傳海報。（圖片來源：http://goo.gl/LbE6DB）[/caption]
若禁止性工作不能解決問題，那我們該怎麼辦？
問：如果以刑罰禁止性工作不是解決方法，那麼，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 Jessica Yee： 重要的是要與性工作者站在一起、一起工作。再者，我們必須促進人們更願意討論性與性慾。缺乏這些對話，人們難以深入販運與剝削議題的核心。 我們必須更坦然地討論性、性慾、與性工作。這些話題在原住民社群中，特別是禁忌。這是因為殖民政治對原住民的影響太大了。如果一個人被奪走他最強大的能力，他們的性慾也會一併被奪去。這正可解釋，何以我們社群中有些成員會混淆販運與性工作此二概念，並認為性工作對女性很糟。 我們活在一個「倖存」的架構中，勉力維持社群的團結、捍衛社群免於暴力的威脅，過程中因為太少人協助原住民了，所以一旦有人幫助我們，我們就對現實的分析就失準了。 還有好多需要討論的東西。例如，青少年與性剝削的議題。即使在性工作者自己的運動中，人們傾向否認青少年有從事性工作的權利。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認識芝加哥的「青少女培力方案」（Young Women’s Empowerment Project），這是個由 13-24 歲從事性工作的年輕女性組成的組織。她們最近產出了一個令人驚艷的研究報告，或許可以回應「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這個問題。她們認為，人們應該先閉上自己的嘴，去聽聽那些實際受到政策影響的人的意見，尊重她們的看法。 人們應當肯認：身為性工作者，有太多地方是不安全的；釐清構成販運與剝削的真正成因。最重要的是，人們應當被教育：對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尊重，不僅限於土地使用，更包括對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必須更坦然地討論性、性慾、與性工作。這些話題在原住民社群中，特別是禁忌。這是因為殖民政治對原住民的影響太大了。
（原文轉載自〈評論：保護還是壓迫？– 再思「反人口販運」〉，原出處為〈Sex work, migration and anti-trafficking－Interviews with Nandita Sharmaand Jessica Yee〉 by Robyn Maynard，原作者為鄭詩穎，獲《NPOST : 公益交流站》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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